拆局:反思自由主义问题的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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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9 04:38:32

作为80年代引领中国思想潮流的自由主义,其存在和认可是有特殊的历史机遇所决定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主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彼时的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希望和理想,填补了中国社会遭遇巨大挫折后留下的心理空白。

正如中国学者赵鼎新讨论的“8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诸如“全盘西化”和“没有民主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等口号,但是这些人同时也是文革这个封闭和疯狂时代的产物。他们对西方的经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没有多少了解,会把“民主”简单等同于“自由”,对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都非常陌生。”

然而到了90年代来,自由主义的际遇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流向的变动、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的崛起,一切都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时代精神、时代主题,是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大量政策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压力。在90年代后期到2012年前(大约),中国社会治理问题的主要揭露、探讨、推进者,都是自由派,即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亲自由派媒体,自由主义占据着主要舆论阵地——时评。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解放的思想,现代性正是在“个人”的基础上看到了曙光,个人是理性的个人,不是愚昧的信徒,一种先进的社会秩序应当能够保证这一解放的理性最后取得胜利。

但令人尴尬的现实在于,这种思想传统的起源和奴隶贸易的盛行处于一个时代,并且如果细细考察,会发现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奴隶贸易有缠夹不清的关系。比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自由主义的诠释大多被反映在了美国的《独立宣言》上,但他同时也是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一位股东。

两百多年后,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文革之后,中国公共舆论空间的扩大让自由主义在中国被重新视为一种“新希望”,填补了中国社会遭遇巨大挫折后留下的心理空白。

“六四”是一场悲剧,但它是中国二次改革的开始。在这张1989年6月4日的档案照片中,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平民的尸体躺在残破的自行车中间(图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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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公开宣称:“自由主义正在自我反噬”(图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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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常提到台湾的铁皮屋,颇有嘲笑台湾城建落后之意。台湾经济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实起飞的,存在很多旧建筑在所难免(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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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全球化对中国的波及和影响,中国政府出台的民生政策,给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巨大提高,以至于中国不仅仅是全球发展经济最快的大国,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虽说中国也有种种不满情绪,但很难集聚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之下,换一种说法就是,虽然社会上存在着各种不满,但这些都是比较意义下的不满,而不是由民不聊生而导致的绝对不满;这类不满一般很难被激化,并且中国的绝大多数的青年在目前并没有像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一样有着巨大的政治热情。

也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经历了拷问。例如2018年初以来,中国自由派学者刘瑜发表了一篇网文,对旨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的MeToo运动的理念、方式提出诸多疑虑,在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自由派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人们只能看到中国自由派内部在女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而未能完整地辨析更广论域内的分歧,甚至是一盘散沙似的讨论

而在涉及到港台问题时,自由主义更是脱离实际问题,用意识形态作为对政治的思考,而忽略了背后民众关心的主要问题。

近年港台社会不断地爆发大规模的游行,港台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占中运动,到近期的从港台两场大型游行:反修例和反统媒示威,背后原因都跟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停滞不前的经济、民生问题有关。1970年代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全球化进程使世界经济规模成长了4倍,但它的好处却没有让全人类共享。过去两个世代发展下来,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却是贫富悬殊以及国际间民怨的沸腾。

香港和台湾在中美两强对峙的国际秩序下,成为东西方价值的角力场以及反思自由主义问题的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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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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