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与真实】国际桥牌社:荒芜中的野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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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1 01:13:09

从《我不是药神》在两岸热映之后,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亦在华人社群中热播,证明记录真实社会、贴近社会脉络的影视作品在两岸三地不仅享有口碑,还能创造商业价值,并在社会掀起对议题的讨论。 

因此多维新闻从政治、社会写实剧、纪录片等面向探究以现实社会为题材的作品,看台湾影视产业工作者如何将社会元素带入作品中,又如何将作品带出给社会。

多维专访《国际桥牌社》制作人汪怡昕,在“【剧与真实】国际桥牌社:荒芜中的野心(二)”中,已探讨了在台湾制作影视剧时寻求投资机会的困难;但是造就这种氛围的根源是什么?台湾人真的没有信心拍出好的戏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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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几百年来为了保乡卫土在那边分类械斗,日治时期开始争取民主,到戒严时期有人被捉、有人被杀,现在大概是历史上最进步、最自由的时代。”说到氛围,汪怡昕话锋一转:“结果这么多年,多少人牺牲争取到了,却变得胆小了。”

在最好的时代中变得胆小
汪怡昕感慨著近年来台湾人的胆子似乎变小了,其实同样的案例在影视圈中多不胜数。台湾导演魏德圣于2008年一炮而红的音乐爱情电影《海角七号》,最终创造超过5.4亿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0.03美元)的票房,但中途却为了凑足4,500万新台币的总预算而吃尽苦头,曾为了争取投资,特地从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北上台北与对方见面,对方却只是在教训他:“年轻人要脚踏实地!”

汪怡昕说这是源自于“想象力的缺乏”。他举例,一开始他提出“国际桥牌社”的概念雏型到处游说投资人,结果却听到有人建议他:“改成《无间道》!”这是因为拍成香港警匪剧或是谍报剧,那才是台湾投资者可以想象的,而不是政治剧。

是因为台湾拍不出成熟的政治剧吗?应该说,从《悲情城市》和《大国民》之后,台湾根本就少有在尝试描绘政治的戏剧,就连隐喻都极少,又要如何能变得成熟。“解严前不能做。”汪怡昕细数:“解严后,碰上大陆市场磁吸。”结果台湾的历史政治类戏剧还是少有人想做。

讲历史故事有其方法论,本来需要时间学习,但台湾一直原地踏步,汪怡昕希望:“大家可以再勇敢一点,诉说自己的故事。”

在地化与国际化
对汪怡昕而言,“说自己的故事”并不是有着政治或是文化的因素,而是很现实的考量:“你台湾人去讲美国故事,什么东西!人家美国人一定讲得比你好。 ”汪怡昕认为,台湾人讲台湾人的故事,都会比美国一些肥皂剧还要好看。

因为在类型剧中,不管是警匪剧或现在新兴的职人剧(描写专才角色的职场生涯),永远都有由影视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所拍出的“更好的作品”,所以如果不用上台湾的脉络、拍出海外看不到的特色,根本不知道能赢在哪里,遑论国际化。

没有在地特色就永远赢不了“更好的作品”,图为美剧“纸牌屋”宣传海报(图源:豆瓣电影)

汪怡昕强调:“在地化才是国际化的本钱。”综观台湾历史,光是最近一百年就有许多精彩故事可以讲,包括党外时代地下杂志与警总的“谍对谍”、1970年震惊国际的美国刺蒋案、甚至是“二二八事件”爆发前的员林事件(1946年台中法院法警前往台中警察局逮捕通缉犯却遭警察以优势武力枪击)等,其中都潜藏着独特的戏剧性。

台湾是亚洲唯一一个从威严走向民主中没有流血的地方,日本是从二战后民主化、韩国经历多次政变,但台湾却能做到和平、自力地转移政权;更何况还有与中国大陆的特殊渊源。

“作为对抗大陆的前沿,我们还没有死掉,在他们前面这么久了,到现在都还活着。”汪怡昕表示:“这只会在台湾发生,不会在其他国家发生。”而这就是市场上的“稀缺产品”,这种产品是市场需求很大,但根本没有的。

汪怡昕斩钉截铁地说:“要选这种产品。”

打造台湾记忆IP
其实早在2017年《通灵少女》叫好又叫座、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越在地越国际”的口号之前,汪怡昕就已经有了打造“台湾记忆”IP剧的想法,包括《孤军》、 《微光》等都是这个想法下的一部分。

汪怡昕坦承IP剧的想法是从大陆来的,“IP的概念其实从美国来的,但是把它IP来IP去,做成版权的延伸、扩大授权概念,弄得很玄的,这个是中国。 ”汪怡昕笑说。

举例来说,以后《国际桥牌社》里面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单独拿出去做成独立作品;或是反过来,有想要写的故事,就先让主角在《国际桥牌社》中亮相。要在短期间内推出一个品牌,并养成观众对品牌的黏着度,就必须快速跟上。

事实上《国际桥牌社》第一季尚未杀青,第二季的剧本就已经在进行,预定表上甚至已经排到第三季的时程。 “我们不能先上去看看风向再来筹备,那一定来不及。”汪怡昕充满野心的盘算,完全不像是要耕耘新市场,更像是前往无人知晓的秘密渔场,“成功就是天纵英明,不成功就是胡说八道。”但汪怡昕有他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认为:“是时候了。”。

“4年多5年前,那时候马英九执政,说是大和解时代,但是不愿意去提历史,说你好好过日子就好,说自己文化的故事变成一种价值的选择。”汪怡昕说,他当时就判断再下去一定会出问题;太阳花事件后不久,即使环境氛围还不友善,他也决定开始启动整个计划。

汪怡昕在工作室中受访表示台湾人都是在困境中存活下来的人,要有述说自己故事的勇气(多维记者:袁恺勋/摄)

“我们是困境中活下来的人,有原住民、有海盗、有罗汉脚(清朝时代称单身来台的男子)……甚至1949年以后来的人,哪一个是风风光光来的?哪一个不是走投无路?台湾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太复杂了、太有趣了。”汪怡昕说:“自己说自己的故事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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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袁愷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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