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與真实】《幻术》:台湾政治电影新尝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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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9 06:01:15

从《我不是药神》在两岸热映之后,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亦在华人社群中热播,证明记录真实社会、贴近社会脉络的影视作品在两岸三地不仅享有口碑,还能创造商业价值,并在社会掀起对议题的讨论。 

因此多维新闻从政治、社会写实剧、纪录片等面向探究以现实社会为题材的作品,看台湾影视产业工作者如何将社会元素带入作品中,又如何将作品带出给社会。

在“【戏與真实】《幻术》:台湾政治电影新尝试(上)”中,探讨了过去台湾电影在政治题材上面的避讳与禁忌,甚至连香港电影来取材都多所顾忌;许多影人都提过,这是由于台湾人心中的“自我审查”习惯仍旧存在。

系列文章:【剧與真实】《幻术》:台湾政治电影新尝试(上)

“自我审查”,或称“人人心理都有个小警总”,源自于台湾戒严时代进行言论管制与高压统治,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对发出反政府言论的人士执行抓补、审问,从判决到执行往往都不公开,形成一种恐怖气氛,让民众不敢畅所欲言。

《幻术》踏出第一步

从这点看来,苏敬轼无疑是相当“霸气”的,他多次公开表示:“哪有甚么压力!都是自己吓自己!”苏敬轼也说过:“台湾的民主与言论自由得来不易,应该好好珍惜。”

确实,2019年的台湾,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政治氛围,都比1989年开放了不知多少。而比起台湾电影刚刚有所复苏的2009年-当年台湾电影最高票房是《听说》的2,800万元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0.03美元)-电影市场也有更多的信心。

无论如何,对于现在仍在生、甚至是仍在政坛中活动的人物,不使用化名甚至是间接影射的手法,的确是相当大胆的尝试,可以说是台湾电影史上的创举,光是在这一点上,就肯定对台湾影史有所意义。

以在世界影响力首屈一指的美国电影来说,《谁杀了肯尼迪(1991)》以美国史上最诡秘的总统暗杀案为背景,暗示美国政、商、情报单位的结构体连手谋杀了时任总统J.F.肯尼迪,广受票房肯定;其影响力甚至于1992年让寻求连任的老布什总统,提出了肯尼迪案国安调查资料的25年解密期限(如今除了最后500份以外,都已在特朗普任内解密)。

但是肯尼迪案距离电影拍成时毕竟已接近30年;与《幻术》更接近的例子,应该是描述小布什总统时代的《副总统(2018)》,刻划出“史上最有实权的副总统钱尼”,其时离他本人卸任还不到十年。

近十年台湾电影表现不俗,陈意涵主演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全台有2.8亿新台币票房(图源:@陈意涵)

并非完美无缺

但《幻术》的发想或许充满野心,在制作上却显得有些保守──叙事相当单一而直线,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编导的想法直接呈现给观众,简单得甚至略显粗暴。

这或是与导演符昌锋已20多年未曾执导商业长片有关,他并没有放入太多的特别表现手法,而能够相当专注在把故事从头说到尾。另一方面来说,也或许是要与“呈现给对当年事件没有太多记忆的年轻一代”的设定目标相符合,使得相当多篇幅被放在片中主角的背景故事上。

台湾也有评论表示本片“能够扩展对于无暇关心政治的普通民众的思考视野”,不过反过来说,对于政治已有一定的参与能量,并发展出自我论述的观众来说,《幻术》也许没有办法给予太多的惊喜。

台湾政治剧的未来展望

《幻术》上映首周,尽管强碰《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周末票房仍冲破百万新台币门槛,达到第四名;而2019年不只有《幻术》上映,以1990年代国际局势动荡下的台湾为背景的政治戏剧《国际桥牌社》也已在开拍中,对于已经沉寂许久的台湾政治类影剧而言,确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本来,台湾社会对于政治的关注度极高,但是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能量多被政治评论所吸纳:90年代时地下广播电台的影响力仍高,2000年后电视政论节目兴起,现在则有许多政治类网红在网络上活跃。

但就像以化名来模仿政治人物、讽刺时政的综艺节目一度是台湾电视黄金时段的热门档,现在却已经几乎消失殆尽一样,追求时效、速评、或是纯粹恶搞的节目都已慢慢无法满足观众的胃口。花大财、长时间,认真制作的作品,甚至是带着严肃面貌的剧情,也许将会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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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袁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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