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式开启“令和”时代 中日关系底层结构临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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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日本的改元之年,改元一事波及领域诸多,天皇退位、新帝登基理所当然成为日本本年度最大的“政治”。

当地时间4月30日17时许,日本第125代天皇明仁在“松之间”宫殿进行天皇退位的重要仪式“退位礼正殿之仪”,让位予59岁的皇太子德仁亲王,德仁将于次日(5月1日)继位,这也意味着明仁将是继光格天皇在1817年让位予仁孝天皇,202年以来第一位生前退位的日本天皇。

遵循1868年日本颁布的年号“一世一元”政令,随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年4月1日在首相官邸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长达30年的“平成”时代在5月1日起由“令和”接棒。

官方报道称,日本新年号“令和”来自1,200多年前的日本最古老诗歌集《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32首的序文“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是日本首个引自日本经典而非中国古籍的年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前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年号为“令和”引用日本典籍也表明“日本正在进入新的根本转换期,也反映了日本人的新精神和开启新时代”。

新年号寓意着新时代,以何种方式来开启新时代的中日政治元年,影响的将远不仅仅是中日两国未来的关系走向

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在东京皇宫参加天皇退位仪式(图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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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明仁天皇退位仪式上发表演讲(图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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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作为宫内厅官员,手持日本“三件宝物”中的两件,参加了天皇退位仪式(图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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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仁天皇退位当天,日本民众在东京皇宫大院拍摄著名的双桥,怀着怀旧和对新时代的希望,见证明仁天皇时代的结束(图源: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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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但近代以来,日本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于1894年、1931年、1937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侵华战争,亦开启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不堪回首时期。

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状态结束后,双方在寻求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问题,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后才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

自从两国在战后初期开始恢复民间贸易,“以民促官”,以“渐进”策略谋求推进邦交正常化以来,虽有过频密的“民间外交”时期,但几十年过去,中日关系由老一辈“中日友好”人士开启的从上至下的“顶层结构”配置,经过“超期服役”,能量已基本耗散殆尽,“中日友好”系统亟待维护、升级。

鉴于两国之间微妙的历史关系,日本新年号公诸于众后,在互联网舆论场瞬时便引发了各种反响。

对于日本新年号首次引用日本古籍而非引用中国古籍,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认为能看出日本有意切断与中国长达千年的年号因缘关系,同时也能看出希望从年号来彰显日本文化的独立性,也昭示日本“新时代”的来临。

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对日本新年号的看法也是各色声音杂陈,有认为日本《万叶集》成书于八世纪,显然受汉典影响。东汉张衡《归田赋》中即有“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令和”出自汉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中国的年号之始起自于汉武帝的“建元”,迄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日本孝德天皇年间仿效中国年号制,于公元646年,也就是中国的唐朝贞观二十年,日本颁布了该国历史上首个年号——“大化”。随后的日本年号,都是来源于中国的古诗典籍。

比如“明治”取自于《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昭和”取自《尚书》(又称《书》、《书经》)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该年号使用了长达64年(1926-1989),也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日本年号;“平成”出自《史记》中的“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和《尚书》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令”“和”这两个字并非生僻字,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典籍中找到“源头”并非难事,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月前日本新年号是否受汉典影响引发的喧嚣很快就将过去,但是中日关系在新的“令和”时代如何健康发展、两国之间横亘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将如何变化、中日两国如何超越历史局限达成民族和解,诸如此类早已超出外交事务与专业研究领域的问题已日益上升为更值得人们关注的话题。 

日本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使用皇历和年号的国家,“令和”新年号让人们感受到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纵观中日两国两千年交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两国建交后,也并不缺乏宏观的战略视野,在东亚问题学者刘柠看来,从东西方冷战剑拔弩张、分属不同阵营的中日两国高度对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民促官”,到后来以“官民并举”实现两国复交;从1972年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的“解决”,到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对反霸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应对,直到1989年之后小泉政权时期,面对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低谷,促成日本天皇夫妇访华和中国总理、国家主席对日本的“融冰之旅”、“暖春之旅”等,无不带有相当明确的战略诉求及具体的推进程式、步骤。

但是,有了宏观的战略视野并不就意味着可以万事无忧了,其后中日还是经历了多年的关系低迷期。当前,中日关系处在持续改善过程中,虽然这期间仍不时伴有一些杂音,但双方相向而行的努力正在成为两国关系近期的基本特征。

“令和”时代中日关系最终将走向何方,各色目光亦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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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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