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缓解中国中产阶级不断蔓延的教育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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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的教育,因为近些年的改革问题,新政策措施的出台总会引发争议。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做好2019年高级中等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意见》,同样引发对教育公平的质疑。

《意见》提到进一步完善优质高中“校额到校”招生方式。校额到校批次计划占优质高中招生计划比例达到50%以上。针对校额到校招生,意见规定,录取成绩由中考文化课成绩、初中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和体育成绩组成,其中中考文化课和初中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满分540分,按7:3比例计入。“综合素质评价首次纳入北京中考成绩”,并且占到三成的比例,这一点受到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引发争议的关键点在于,有网友或家长认为,综合素质考评本身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可操作性的空间越拉越大,对普通家庭和寒门子弟会越来越不利;整个社会上升的通道关闭,是阶级流动的进一步固化。

针对以上质疑,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频道表示,校额到校与名额分配的实质区别在于,校额到校完全是为薄弱初中校量身定制的“红利”。

其实,之所以引发质疑,皆因此前的名额分配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央视的报道,名额分配在北京中招的历史舞台上已经“霸屏”多年。根据北京市教委的官方政策说明,名额分配一般是针对本区的中学招生,每个招生学校拿出一定的名额在本区招生,不规定具体的学校。简单可以理解为,一些牛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向全区投放,各校报考该校且排名靠前的初中生便有机会升入该牛校。但由于这项政策适用于全区中学,名额分配便成为抄道入学的“入场券”。

而针对如何进行素质测评,也进行了解释: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依托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管理、记录和评价,以客观记录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代表性、关键性事实为主要方式。鼓励学生本人、同学、班主任、任课教师、家长、资源单位等多主体参与评价,评价结果最终由学校确认。

事实上,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引发对教育资源是否公平的质疑。这与大众对教育不断增长的重视有关,尤其是中产阶级不断蔓延的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近年来中国有关教育改革的话题经常引发争议(图源:VCG)

近年来,与“新中产”如影随形的高频词是“焦虑”,而当“新中产”与“教育”叠加在一起时,焦虑的意味变得更浓。

汇丰银行2017年公布的《教育的价值:登高望远》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支出位居全球第一,其中中国香港的平均教育支出高达132161美元,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中国大陆42892美元位列第五。

报告中74%的中国家长准备为孩子的成功而减少休假、放弃个人爱好等。父母表面是为教育而焦虑,实际上是在为阶层固化和阶级下滑焦虑,事实证明,大部分孩子长大后很难超越自己父母所在的阶层,因为在涉及权力和利益的交换中,中产上升通道极其狭窄,但下滑的通道始终是敞开的。巩固现有阶层地位,只能靠教育。新中产家庭在这样的焦虑中别无选择,对焦虑的焦虑也主要表现在这一群体。

新中产没有富裕到可以自由配置优质资源,但他们对于优质教育的需求和富裕阶层没有区别;同时对于自身财富也有很大不确定性及安全感缺失。

奋斗努力又上进的中产阶层决不允许自己掉出原先所在的阶层,所以他们期待孩子“一代比一代好”,要有质量目标明确地养孩子,之前有文章表示:中产阶层养孩子追求“质量”和“体面”,动辄旅游住五星级酒店,童装玩具必须进口,完全是掉入了“体面”养孩子和“高质量”养孩子的陷阱。

这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焦虑的中产阶级在为子女教育一掷千金的同时,滑入迷茫的陷阱。

几年前大陆热播的电视剧《小别离》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中产阶级父母盲目的追逐子女教育出国热,甚至中产阶级之间的教育鄙视链。这些问题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中产阶层在子女教育上的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他们被一种深重的焦虑所裹挟。

在中产阶层聚集的大中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中产阶层只能用尽各种资源来争抢,这一方面导致了竞争的内容花样百出、并不断白热化,另一方面则反过来加剧了中产阶层的教育负担。

因此,每次教育改革新政的出台,都牵动着家长的神经,尤其是中产阶级。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他们其实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

北京这次的综合素质评价以及“校额到校”,引发质疑,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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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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