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李克强指挥经济闯关 新基建为何成“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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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但同时,会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舆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将调整基建投资模式的明确信号,传统基建将迎来转型,而“新基建”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这样的政策调整出于何种考虑?新基建能否接手传统基建,成为助推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并保持未来增长的新动力?

传统基建效益减弱

增加基建投资是中国政府应对经济下行的常用手段,它能够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近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三次“基建潮”,分别为2008年的“四万亿”基建时期,2012年的“铁公机”时代,以及2016年PPP项目蓬勃发展时期。三次“基建潮”出现与中国GDP增速下滑相对应,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已对基建投资形成依赖。

  • 2004-2018年中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多维新闻制作)
  •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代表产业(多维新闻制作)

但如今,中国传统基建的规模已经很大,投资拉动经济的效益正在减弱。相比2008年末3.8万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的基建投资规模,2017年基建投资额已达17.3万亿元;而基建投资规模占GDP比例已从2008年的43%增至2017年的74%。这样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额一方面造成了部分领域资源过度累积,另一方面也使继续增加投资的收效逐步下降。

同时,中国传统基建的融资空间也在日益收窄。从“四万亿”时代开始,中国政府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担保以实现大举融资,导致2007年至2011年中央和地方负债增长88%。之后中国政府经过几轮调控,到2017年地方政府融资收缩,负债率有所下降,但企业债务依然高达GDP的178%。而按中国国务院要求,到2020年末中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要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传统基建融资将更加困难。

以上原因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对传统基建的投资模式,加速经济结构调整。虽然表面上看,2019年中国政府预算内投资安排比2018年再增加400亿元人民币,一批重大铁路、公路、水利等工程将加快上马。但这种安排是在经济下行、就业形势严峻等外部压力下做出的无奈选择。而从长期来看,改变依靠大量投资基建拉动经济的方式,是中国政府避免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新基建前景广阔

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它与传统基建的最大差别在于,传统基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新基建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未来几年,随着物联网日趋成熟,全球网络连接终端数量大幅增加,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逐步融合,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6年,中国就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被视为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信通院测算,到2030年5G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6.3万亿元和10.6万亿元。2019年是5G商业化推广的元年,在此背景下加强新基建的投资,有助于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为中国经济结构整体转型拓宽道路。

同时,发展新基建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带动包括传统基建在内的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基建行业及相关领域,均面临着技术迭代和效率提升的迫切需求。而这些产业的短板正是新基建着力解决的问题,在数字化、信息化的浪潮下,新旧产业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

这一前景非常广阔: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水、电、气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以及智慧农业的建设,都需要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技术支持。而节能环保设施、轨道交通、地下空间建设等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交叉领域,更是产业融合的前钱。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将借助新基建的发展,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赋能。

转型中的主要矛盾

历史上,中国政府每一轮基建投资都尝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事实证明,其过程面临诸多压力。加大投资和政策扶持,虽然可以为新基建的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但这并非充分条件。中国新基建的发展,还需要处理配套政策、投融资与运营管理模式以及相关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适应新基建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新基建是一个新的产业规划,需要中国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包括资金投入和政策保障。同时,新基建虽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对其投资和扶持并不是越多越好,盲目扩大投资数量而不顾实际效率,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打乱经济转型的整体节奏。这需要中国政府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出台政策进行调控。

其次是新基建投融资及运营管理模式的创新。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产业覆盖面更广,不同领域的基础设施交叉融合度更高,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的主体更多,支撑的业态更丰富。这对投资和运营模式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点需要理顺政府、企业在投资、建设、运营方面的关系,探索建立政府和企业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紧密合作的数字化集成管理模式。同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开放民营企业参与空间,并强化监督管理机制。

最后是产业、区域的协调发展。新基建带动的经济转型关键是如何协调与传统基建及相关产业的关系。传统基建的主要任务是补短板、技术升级,目的是逐步与新兴产业接轨。同时,新基建只有与相关产业加强融合才能行之长远。如何处理好旧新产业、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效率协调问题,考验着中国经济转型能够走多远。此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政策协调机制,处理好转型、融合与效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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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曾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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