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派:海德格尔的暴虐与他者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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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8 02:43:46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他融合了现象学、犹太教神学、俄罗斯宗教文化和自己所处时代政治的思考,提出了一种以“他者”(the Other)为中心的伦理学。1995年他与世长辞时,已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列维纳斯1906年出生于立陶宛考那斯(Kaunas)的一个犹太家庭,幼年接受传统的犹太教育。1920年代是列维纳斯学术生涯最富收获的时期。他于1926年遇到了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彼此交换思想,并一生都保持亲密关系。

1928年列维纳斯转去弗莱堡大学跟随胡塞尔(Edmund Husserl)研习现象学,胡塞尔后来建议他跟随自己的“学术继承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或译海德格)继续学习。

海德格尔对“向死的自由”和“决断”的强调,使他与纳粹的关系变得暧昧,而列维纳斯因此将他作为哲学上主要的反叛对象(图源:VCG)

反对海德格尔

对于列维纳斯而言,如果说纳粹德国是政治上的暴虐,那么海德格尔就是哲学上的暴虐,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有不少支持纳粹政权的举动,例如接受任命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向纳粹党表示效忠等。

有时候,人们或会觉得相比起纳粹德国,列维纳斯更痛恨海德格尔。当列维纳斯在痛骂纳粹德国时,其实他可能是在骂海德格尔;但当列维纳斯在痛骂海德格尔时,他肯定是在骂海德格尔。他甚至表示,人们可以原谅纳粹的所作所为,但不可能原谅海德格尔。

虽然如此,但列维纳斯的哲学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海德格尔影响。列维纳斯的思想一直是对海德格尔的反动而开展的。

海德格尔的“自由决断”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重提研究“存有”(Being,或译存在)的大师。他曾经作出一个著名的区分:存有者(Beings)与存有(Being),并指出以往人们研究存有时,实际上走错了路,即走向了研究存有者,而遗忘了存有。

海德格尔认为,存有者和存有是不同的,但两者又是须臾不可离。因为存有总是存有者的存有。海德格尔指出“存有”其实就是指“属于自己的可能性”,而人们总是害怕自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和对自由选择感到焦虑和不安,所以极力逃避自己的存在,因此选择沉入庸庸大众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唯有人意识到自己是终有一死的有限存有者,才会选择重新提起属于自己的可能性,超拔出日常生活的平庸状态,做到自由自决。就好像在电影《少林足球》中,当田鸡得知自己可能命不久矣时,主动做起自己平时不敢做的事:打电话向阿珍表白。

唤回他者的伦理学

列维纳斯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看出一种隐藏的暴力,他认为当存有者重新接纳自己的存有,完全掌控属于自己的可能性,暗含了一种激进的自我中心的暴力,因为一个完全承担自己存有的存有者,一定是一个摆脱和无视外界一切限制的自由自决的存有者,但这样的哲学必定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哲学。

当一种哲学过于高举自我时,容易滑向对他人的忽视、无视、甚至奴役等。因此,他提出了一种以“他者”为中心的伦理学,认为作为存有者的人应该要走出自己,面向他者,承担起为他者服务的伦理责任。他大力提倡为他者承担伦理责任,甚至认为为他者承担伦理责任,不是人的主动行为,而是由于看见他者的“脸容”(Face),他者的“脸容”彷佛召唤我要承担责任。在这个意义下,人是全然被动的,是被他者的脸容所凝视下,被卷入一种伦理承担当中。

他者伦理学的难处

列维纳斯极力逃避海德格尔哲学的自我中心暴力,强调他者是一个完全跟自己有别,不可能被我同化的他者。

如果说他者能够被我在思想、关系上同化,例如我把他人视作我的奴隶,仍然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列维纳斯认为我们要接受他者是和我们全然不同的异样存在者。

不过这样一种全然和自己有别的存在者,也不是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难处,问题是如果他人和我完全不同,甚至我和他交战也不可能,人们如何能够接触这样的一个异样他者?人们如何在接触他者时不带入自己主观的观念呢?

无论如何,列维纳斯带给我们启示,莫过于对于他人,我们始终有一种关怀和责任吧。

(本文转自香港01,2018年12月25日哲学栏目,原题《列维纳斯:海德格的暴虐,他者的伦理学》,作者01哲学团队,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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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编:曾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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