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成就了金庸 但为什么香港再难有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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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1 10:20:38

享年94岁的金庸,用一支笔构建了一个武侠的宇宙,堪称华人世界最大的文化共同体,正所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

一部百年武侠小说史,自还珠楼主以下,名家辈出,惟金庸名头最盛、享誉最长,横扫华人世界。他以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十余年间写下15部作品,而这些作品均诞生在香港。

为什么是香港,成就了金庸?

当金庸还叫查良镛的时候,他的家族是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佼佼者。查姓起源于周代姬姓,海宁查家这一支原籍江西婺源,从明清之际就是望族。不过当查良镛出生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十二年。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临时暂派前往香港,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查良镛描摹1948年的香港,“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当时的他怀一颗北望神州之心,依旧抱一个外交官之梦,在《大公报》做电讯翻译、编国际新闻版,时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文章。两年后,查良镛北上回京协助时任中国外交部顾问梅汝璈的外交工作,刹那间有过从政的念想,但他后来发现,“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不理解,将来也未必可入党”。

“香港式思想”是什么?据查良镛后来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他觉得“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率,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

返港后,查良镛除了继续自己的本职工作外,也开始用笔名“姚馥兰”(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撰写专栏“馥兰影话”和以“林欢”的笔名撰写影评,发表在《新晚报》“下午茶座”的栏目里。

这段经历后来被印证为查良镛创作小说的“原始积累”,当他不久后开始用笔名“金庸”写武侠小说时,他的叙述和结构很多时候都已有了电影的语言和手法。比如《神雕侠侣》中围炉讨论神雕大侠的场景,《雪山飞狐》中罗生门式的故事方式等。

金庸的新派武侠横空出世的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文化气候也在剧变中。因为移民的涌入,香港变得更为热闹,为随后60、70年代经济起飞奠定基础,新的文化需求也在蠢蠢欲动——在劳动之余,人们需要市民趣味的消遣。金庸的武侠小说既吸收了中西文学的艺术经验和叙事技巧,如心理描写、审美抒情,又继承了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当中不乏历史名人、内地风光,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地理范围,大大开拓了香港人乃至世界华人的阅读空间和想象边界。这些“万里江山”的宏大空间,不再像香港过去的小说家那样仅限于私仇家怨。不仅如此,这些小说也成了人们心中一种寄托。在那个充满着高速发展的混乱与不公的香港社会里,人们对金庸笔下好人好报,坏人恶报的江湖故事是极度渴求的——这也表露出中国人骨子里卑怯自我的本能幻想:一方面,江湖的丛林法则符合中国人强者为尊的认知,另一方面,每一个怯懦无助、毫无安全感的人,实际上又都在幻想着侠义的救星,扶危济困。

  • 在金庸的江湖世界里,“侠气”是永远的主题(图源:VCG)
  • 金庸的武侠小说多被改编为电视剧,这让他的作品有了更广的渠道得以传播(图源:VCG)

时势造英雄。新生的文化需求让南下文人有了用武之地。香港老报人罗孚评价,“如果没有香港,没有金庸”。而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是在上海,度过40年代的末日,进入50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书剑恩仇录》时,内地正在搞“大鸣大放”;若非在香港,“这第一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甚至没有可能开始写这样的作品”。


金庸的读者遍及全球,不同阶层的人都读他的小说。有些海外华人不一定看过金庸的小说,可是他总有机会收看香港拍摄的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20世纪50年代)和电视剧(20世纪80年代),或收听金庸小说的广播剧。金庸的武侠,也成为“香港联系起海外华人和世界的文化纽带”。从这个意义上看,金庸也让那个时期的香港流行文化有所升华。

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香港人也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接当成“大侠”来膜拜。只是,世间再无金大侠,如今的香港也再难造侠。

金庸的成功得益于香港过往的辉煌。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曾经的文化沙漠变成了传递文化信息枢纽,让金庸的武侠能在华人世界里任意流动。金庸的武侠,也成为“香港联系起海外华人和世界的文化纽带”。

如今,香港已步入迟暮之年,面对经济体量早已超过自己的中国大陆,其文化枢纽的作用也越来越弱。香港文化已很难像以往那样成为一种“流行”再次风靡,而香港人的精神世界也受到了互联网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个标榜价值多元的年代,“侠客”未必是所有人的心之向往。

2008年,一部《黑暗骑士》(Batman:The Dark Knight)在香港上映,反派“小丑”的一句“何必认真”(Why so serious)成了很多当地“千禧一代”的座右铭。从那时起,那股颓丧之风就开始蔓延——这显然与金庸笔下那个主动追求光明与正义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当人们逐渐把对品性的重视转移到”个性“上面时,善恶的价值取向就显得不再重要了。在这种情形下,劝人做一个侠客,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人们想做的就是一个”坏孩子“,一个”反派“,那样或许更“酷”。

从这种趋势看,很难说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金庸。金庸的武侠小说依然是影视改编的热门,只是这种潮流还能流行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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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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