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激进还是更保守 中国自由派的裂变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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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颇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正受到政府部门的压力,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使沉寂已久的中国自由派再次引起海内外关注。随着近年来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被削弱,甚至不为社会公众所了解。但其实,中国自由派也经历了意义重大的裂变。本文是转载《多维CN》第38期文章,作者以近年来罕见的一次自由派论战为背景,尝试勾勒其间演变的轨迹及其可能的走向。

自2018年初以来,旨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的MeToo运动在中国内地逐渐发酵。7月,中国自由派学者刘瑜发表了一篇网文,对运动的理念、方式提出诸多疑虑,随即引发知识界的激烈争论。刘瑜得到了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公共知识分子的支持,也遭到女权运动者及左翼人士的批评。

由于这次争论主要发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有人将其形容为“中国自由派的大撕裂”,并将论争双方称为“保守派”和“激进派”。但中国自由派真的分化为两个派别了吗?“撕裂说”的提出者并未展示充分的理据。限于论争所及的范围和深度,人们只能看到中国自由派内部在女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而未能完整地辨析更广论域内的分歧。要把握中国自由派的发展现况,有必要回溯其历史和思想的发展脉络。

右派左转的历史背景

由于历史与政治情境的特殊性,中国内地自由派所指的群体和价值理念,与西方语境相去甚远。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右派通常指保守派,左派则指自由派,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议题上立场分殊,但皆共享反极权的主流政治共识。而在中国内地,左派通常指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理念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的群体,而认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价值者则被称为右派。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所暴露出的舆论审查压力,为之后几年中国自由派从公共领域逐渐退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图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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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贺卫方,是近几年仍坚持发声的少数自由派,但其对公共话题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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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营造公共空间的独立书店、民间智库等也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和行政压力。图为已经被迫关停的上海季风书园(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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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选择保守,有人选择激进。部分中国自由派人士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女权、劳工等社会运动,政治化意识有所增强。图为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维权活动中的声援人群(图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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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派内部的纷争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自由派整体倡导个人解放和政治民主。经过1989年政治事件,李泽厚和刘再复等学者反思激进路线,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1990年代后期,围绕市场自由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中国思想界爆发激烈论争,形成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两大阵营。双方在如何实现社会政治转型上持续交锋,自由派倡导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促进社会发展,壮大中产阶层,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

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遭到质疑,中国自由派内部也加速了分化。中国数十年来实施的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结合的政策,造成区域和阶层之间的贫富悬殊,社会阶层固化,在金融危机后日益突显。中国自由派主张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相对忽视社会公平,对改革中的失利者吸引力有限。为了回应这一现实问题,部分自由派开始吸收左派理论,发展为左翼自由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左派中的一些学者,也在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之时,强化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同,进而转向国家主义。他们从西方政治学说和中国儒家传统中寻找理据,论证中国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独特性,逐渐发展为中国的施派(以研究卡尔•施米特与列奥•施特劳斯而闻名)和儒家宪政学说。左翼自由主义则站在与之相对的立场,对国家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与自由派内部向左转的趋势相对应,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市场自由化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批评左翼过于激进,丢失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他们被称为自由保守主义。更有一部分人面对左翼思潮的崛起,反其道而行,强调尊重历史和传统,甚至为种族、阶级、性别区隔做辩护,向极端民族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靠拢。

在中国自由派内部分化过程中,左翼自由主义因其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而日渐突显。此次围绕MeToo运动的论争,则是中国自由派内部在女权议题上的正面交锋。而从论争的过程来看,左翼自由主义者锋芒毕露,自由保守主义者少有正面回应,似乎显示了其在现实语境中的理论效度和动员能力。

激进与保守的内在张力

长期以来,中国自由派的理念深受20世纪文化和思想大师胡适的影响,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反对暴力革命,倡导渐进改良。时至今日,所谓自由保守主义者仍然坚持这样的理念。但左转之后的自由派,则在诸多层面表现出时代特性,与之形成张力。

2010年前后,中国内地学者秦晖、许纪霖、刘擎等,在批评新左派的国家主义转向中,开始重新审视自由主义的公正问题。2014年,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左翼”的四点主张:即培养平等的自由人,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重视环境保育和尊重差异多元。此说后来得到港台学界周保松、陈宜中等人的支持和完善,也在中国内地部分学者中激起回响,左翼自由主义正式亮相。

然而,这一股思潮刚刚涌现,就在中国内地失去了公开言说的机会。2013年起,以《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为代表的中国自由派报刊纷纷受到整改,自由派知识分子丧失了传统的发言阵地。他们继而转战网络,但随着审查制度的日趋严格,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都减少了公共言说,甚至选择沉默。左翼自由主义受此影响,始终未能走出学术圈,走向公众。

即便如此,仍有个别事件引发热烈讨论,展现了左翼自由主义与自由保守主义在不同议题、不同层面的矛盾,以及逐渐走向分化的过程。

2013年,中国知名媒体人莫之许与作家肉唐僧之间爆发论战,核心是面对政治活动空间收窄的背景,如何重估改良与革命的关系。2016年,中国作家、著名学者钱鐘书的妻子杨绛去世,同样引发了巨大争议,其焦点是知识分子如何与威权体制相处,体现了自由派对身份和精神认同的焦虑。但是,这两场论争并没有促成共识,反而进一步放大了自由派内部的裂痕,消减了激进派与保守派双方的信任。

此后,经过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等事件,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回归。面对这一状况,中国自由派内部给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右翼自由主义认同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看好特朗普对新自由主义路线的纠偏。但左翼自由主义则认为,面对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必须以更决绝的方式做出回应。

部分左翼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涌动的背景下,转向更激进的政治化路线。如青年学者陈纯于近期提出建立“反国家主义联盟”的主张,倡导与青年马思克主义者、女权运动者扩大共识,加紧联合。同时,越来越多的左翼自由主义者积极参与劳工、女权等社会运动,批判权力结构的固化。

这些变化引发了更多争议:所谓“反国家主义联盟”对组织性和阶级性的强调,最终将导向怎样的变革诉求?部分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是否打算放弃渐进改良的路线,转而在中国重提革命?自由派左转之后,是丰富还是破坏了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些问题目前还难有定论,但其动向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无疑值得密切关注。

(本文转自多维CN 38期思潮《中国自由派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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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曾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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