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掀教材排查风暴 “境外势力”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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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教育部发出通知称,要对中小学国家规定课程使用的教材开展一次全国性排查,排查对象包括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教材内容,学校以校本课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教材或境外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通知指出,一旦发现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将按要求进行限期整改,并对相关责任人追责。

按照中国《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小学国家规定课程使用的教材应选用经中国教育部审定通过的版本,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修改教材内容。但据中国官媒央广网报道,近段时间有人发现,一些编写出版单位擅自更改个别版本教材内容,还有学校以校本课程教材和境外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等现象。报道指出,这些做法削弱了“教材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对于中国教育部开展排查的原因,中国官媒报道称,是因为校本教材、境外教材的不当使用,削弱了“国家教材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图源:VCG)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内地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在近几十年来不断变化,教材也经历过更新换代和内容调整,地方及学校因此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标准的权威性。储朝晖认为,这是当前中国教育部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但对于此次排查行动,舆论中还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擅自修改教材内容,的确不合现行规定,尤其是对未能达到教材标准,甚至以编制教材之名牟利的情况,应该进行彻查整改。但同时有人指出,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国家统一教材在适应性方面有其缺陷,修改部分教材内容或采用校本课程教材,有时是根据地方和学生的实际需求,具有现实必要性。如果它们符合义务教育的目的,且推行过程没有出现违规操作,则应视为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有益探索,不仅不应查处,还应当鼓励。

问题在于,对上述两种情形,此次发布的排查通知中并没有具体说明应如何区分。有人因此担忧,若仅仅因为与中国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教材不同就加以追责,可能并不符合教育多样化改革的目标,也可能打消因地制宜开展创新的热情。

其次,对于以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的情况,则更需要慎重。

近些年,随着中国内地中产家庭的增多,一些家长对于子女教育有更高的期望,使他们不愿和多大数人一样接受同等的义务教育。他们选择将孩子送入高等私立学校,接受“与国际接轨”的课程。这些学校会采用部分国外教材,以替代中国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而如今中国教育部开展的排查行动,或将把这种情形视为违规。

舆论对此表达了忧虑和不同程度的批评。原因在于,将境外课程整体作为排查对象,而不具体考察其课程的适应性,容易助长“盲目排外”的风气。如果排查行动在执行中演变为取缔所有境外课程教材,实则忽视了部分家长及学生对于接受多样化教育的需求,也损害了他们自由选择教育方式的权利。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中国教育部开展的排查行动并不意外,而是有一定的政策基础和社会背景。

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学校教育的监督力度,制定了新的法规,指导教科书内容和私立学校教育。“中国共产党试图把对国家的热爱及其历史和意识形态作为教育体系的核心部分,对蓬勃发展的私立学校,以及中产阶级家庭对另类或外国教育的兴趣,越来越持反对态度。”

事实上,中国教育部曾于2015年组织过对大学使用境外原版教材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表示要加强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2016年10月,有传闻称上海市教委曾在涉外民办学校政策解读会上,对属于外资或有外资背景的学校提出批评,认为外资介入基础教育“突破了中国的法律、法规”。并指,部分或全面引入境外课程进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这一消息并未被官方证实,但曾引发许多家长的担忧,一个原因是同时期另有不少相似的声音传出。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主办的杂志《紫光阁》刊登了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一篇文章,要求切实加强共产党对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文章说,教育系统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前沿阵地,“很多意识形态的错误东西都出自教育战线”,“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容许发生颠覆性问题”。

而最新的一个例子是,2018年初以来,北京市教委已经至少两次出台专门文件,要求对境外人员子女学校的管理,以及引进国外教材的审查选用机制加强规范。

《纽约时报》曾报道,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教育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教育的管控力度明显增强。其中包括在高校开设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习近平思想等政治必修课,敦促教授们用更鲜活的方式传授意识形态内容,以及在课堂内外安装监控设备和安排检查人员,以阻止校园内出现对敏感事件的讨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

针对最新这次排查行动,专家们普遍认为,其背后有教材权威性的较量,也有专业观念的差异,即对于义务教育标准的认定权到底归谁存有一定争议。而其中对于境外教材的排查,或不可避免涉及意识形态的考量。尤其是近期中国官媒多次提及“境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还公布了禁止引进境外时事新闻节目的意见征求稿,这些现象让部分民众有了更多担忧的理由。

不过,正如储朝晖在采访中指出的,教材标准的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到多方利益,是一个系统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功利化和政治化。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遵从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遵从专业原则,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培养学生。

此次针对中小学教材的排查行动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在政策执行中是否会扩大打击范围,演变为一场“清除境外势力影响”的行动,目前还无法判断。不过,对于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界内外人士的担忧,中国政府在推动政策的过程中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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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曾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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