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治国 中国政府治国的新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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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歌手张学友的大陆演唱会上,中国警方通过人脸识别功能抓获了一名逃犯,这已经是在其演唱会上抓获的第八名罪犯。自今年4月以来,中国各地的警方就陆续在张学友演唱会上抓到逃犯。

事实上,除了张学友,中国明星周杰伦、五月天的演唱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中国政府为了识别和跟踪14亿人民,正在欣然采纳人脸识别和技术,而正是这些技术,才让这些逃犯在天网面前无处可逃。

这些监控摄像头在中国随处可见,大概在十余年前,中国政府开始致力于织就一张铺天盖地的“天网”,时至今日,这张天网正于无形中发挥力量和权力。

中国政府以大数据和人脸识别等技术为基础,建立宠大的监控系统,虽然可以提高社会治安的效率,但也引发了公众对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担忧(图源:Reuters)

这张“天网”遍布城市的街道、车站、广场等地,并且不断向乡镇村落蔓延孳生,它由2,000多万个放大倍率和精度不一的高速视频摄像头组成,努力时时刻刻地“凝视”整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的运转,发现潜在的秩序挑战,并追寻他们的踪迹,因此选点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城镇、乡村的主要道路、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治安热点地区,便于有利於警方进行治安防控和侦查破案。

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大国重器》里展示过一个案例,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110报警中心接到一位失智老人走失的求助电话,通话尚未结束,老人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检索出来。根据老人的步行速度推算,警方在电子地图中,圈定了一个半径5公里的重点搜索范围,范围内包含至少10万人。在当前摄像头无法捕捉到老人身影的情况下,警方立即开启新一代人脸识别智能系统,对全市上万个摄像头4个小时内采集到的所有视频录像进行检索。5秒後,老人的身影就呈现在大屏幕上:10时57分27秒,在钱江路与解放路的岔路口,随着系统比对出的视频画面越来越多,老人的行踪轨迹逐渐串联起来……最终,社区民警朱雯在棋牌室的众多老人中,精准比对出走失老人,整个搜救只用时25分钟。

据了解,摄像终端采集的海量数据被存储在中国各地的数据中心,包含城市的人、车、物等各类城市信息。数据中心对海量视频图像信息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并对重要视频图像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之后通过大数据和智能分析技术,形成多维度的数据分析、高效检索、比对,提高视频图像在治安防控、侦查破案、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各地的数据处理中心还接入了中国公民信息系统,该系统核心数据集大约为13TB,包含了每位公民的肖像信息。

2017年的全球犯罪与安全指数评估中,还将中国纳入了治安保障最好的国家阵列。

然而,这种安全似乎要求人们必须对此付出相当有争议的代价。

从1970年代起,就有心理学家声称,他们能够通过照片和视频中人脸的“微表情”来探测其背后隐藏的情感,现今的运算法和高清摄像头同样可以准确甚至更快速地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天网就声称,其技术可以识别出行人的年龄、性别、穿着,并进行实时标注,采用的动态人脸识别技术,能准确识别超过40种人脸特徵,可以根据视角不同、光线明暗差异、动态静态条件等情况,准确识别出人脸。
 
而且该系统运行速度也非常惊人,可实现每秒比对30亿次,花1秒钟就能将中国人口“筛”一遍,花2秒钟便能将世界人口“筛”一遍。动态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率非常高,目前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99.8%以上,而人类肉眼的识别准确率为97.52%。事实也是如此,仅在过去两年,中国就有超过2,000名在逃嫌疑犯难逃“法眼”,被公安机关抓捕。动态识别技术已在安防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破获涉毒、盗窃、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各类案件中都有出色表现。

人们担心,这种便利的“社会管理手段”会遭到滥用,尤其是对一个对公民私人领域缺乏尊重传统的国度来说。相反,即便它可能为公民安全和社会提供某种程度的便利,但是人们仍然可能心存疑虑。靠数百万台摄像头和数十亿行代码,中国甚至被指责正在建设一个高科技的威权主义未来。政府希望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技术产业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规模庞大、规模空前的国家监控系统。

如今这一模式越发引起民众的注意,但对于它是否会成为未来国家数字“统治”工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近年来,人们困惑技术似乎逐渐打破公共领域安防监控的边界,开始影响公民的隐私安全。

2018年5月,有媒体报道,杭州一所中学在课室安装能够识别学生表情的视频监控系统。这个被称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的人脸识别系统,在杭州第十一中学的两个班级的限定课堂上试行,对学生在课堂上的情绪状态进行识别。该校副校长表示,系统采集的是代码,而不是学生面部影像,数据报告也仅对任课老师开放。不过仍有大量家长和网友认为,这种措施将侵犯学生隐私,而情绪监控可能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作者之一,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多年的蔡朝阳在《在告密与监控中慢慢长大:中国学校的日常》一文中表示,学校安装摄像头,是学校对学生隐私漠视的表现,学校的管理者对隐私的定义,跟社会共识的隐私显著不同。而社会共识上的隐私,在大多数人面前也是盲目的,就像百度CEO李彦宏曾公开表达称,中国的老百姓对隐私没那么在乎,他们乐意用隐私换取便利。

过去一段时间,深圳曝光闯红等行人的行为也引来了不少人的情绪反弹。“在深圳闯红灯,可能被挂到网上,照片不打马赛克,姓名也直接挂在上面”,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境遇比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尊严。而且交警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没带身份没关系,他们会让人报身份证号码,报不出身份证号码没无妨,他们还可以进行人脸识别,总之技术监控之下,已经让人无处遁形。

无独有偶,在西方,天网式的监控也严阵以待着。据BBC报道,2018年5月周末音乐节(Biggest Weekend)的狂欢人群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脸被扫描识别,而那正是南威尔士警方的大规模监控措施之一。警方使用了自动人脸识别系统(AFR),通过闭路电视摄像头以及一套NEC软件来识别“值得关注的人”,将他们的脸与一个记录受拘留人士的数据库作对比,并且“10分钟内”,一名嫌疑男子就被警方识别并拘捕。

不过随后在7月,卡的夫居民艾德•布里吉斯(Ed Bridges)由“自由”组织代表,开始了对警方的法律行动。原告认为,AFR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并且缺乏适当的监督。据BBC报道,该案件将进入英国高等法院审理。那么在西方,法律方面有没有关于数据权利的规定?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数据应该归谁所有呢?

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开始着手制定保护数据资料隐私的法律,如1970年德国制定的《黑森数据保护法》、瑞典1973年颁布的《数据法》、美国1977通过的《联邦计算机系统保护法》,德国宪法法院还曾提出一个判决,叫做“信息自决权”(The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国际隐私组织的卡尔图纳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总是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这项技术是谁创建的,目的又是什么?它是用来帮助我们,还是审判、评估和控制我们?

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政治学教授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也提到,大数据监控从一方面来讲,确实让交通更顺畅,让物流更高效,给城市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潜能,让人们生活更便捷。但是当人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隐私空间之后,反对的声音可能就会来得太迟了。

也许我们至今无法断言,这项科技手段究竟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但是人们清楚,当它掌握在不受限制的力量手中,可能会异化为令人恐惧的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的眼睛”。它需要一种技巧性的平衡和时刻处于受限制的应用场景中。

 
撰写: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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