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囚供应到公民捐献: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最大阻力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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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8 12:38:49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宣告成立,中国的黄洁夫教授与王海波教授分别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及委员。对此,中国官媒央视网宣称,中国在国际器官移植平台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获得国际器官移植界的充分肯定。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仍有大量非法器官移植现象存在(图源:VCG)

事实上,器官移植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不算长,直到上世纪下半叶才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与其他高端医疗技术不同的是,移植手术需要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从寻找适合的供体到受体移植,均涉及复杂的医学伦理和社会文化传统问题。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心和肾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观念深入人心,因此使器官捐献遇到一定阻力;此外,由于长期缺少一套切实可行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使公民会对器官捐献能否做到公正、公开而感到担忧。根据民间机构统计,到2000年代,中国每年有150万名危重病人的生命需要靠器官移植来拯救,但供体不超过1万个;官方数据显示,直到2010年代初,中国仍属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由于缺少自愿捐献的合法途径,及可供使用的移植器官,致使贩卖人体器官及利用死刑犯器官移植活动,长期存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认知对器官移植的影响并非最大阻力(图源:VCG)

尽管当时中国的法律规定,死囚器官的捐献亦应秉持自愿原则,但在被监禁的环境下,很难保证死刑犯真正有自愿选择的自由,以致自2006年,骇人听闻的“苏家屯”事件开始受到国际媒体关注,关于“活摘人体器官”的传言一度甚嚣尘上。此后,越来越多的国际医学和人权团体开始关注并谴责在中国境内进行的非法器官移植问题,及至2014年,轰动一时的“聂树斌”案因牵扯毛泽东英文教师章含之换肾事件更是满城风雨。

面对国际舆论不断施加的非议与重重压力,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曾于2005年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承认,中国大约有65%的供体器官来自死者,这其中超九成来自死刑罪犯。但摘取死刑罪犯器官的原则是征求死刑罪犯或其家属的同意,并对死刑罪犯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尽管如此,由于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来源的规定,中国依旧在国际器官移植领域被“三不”原则禁足,即“不许参会”、“不许发表文章”及“不许进入世界器官移植组织”。

那么,中国为何会在器官移植领域长期依赖死刑犯人作为供体来源呢? 1984年10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该规定中明确,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经家属同意利用的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换言之,中国政府在制度层面无疑为摘除死刑犯器官预留生存空间。

更糟糕的是,这也令罔故医学伦理的医疗机构及非法中介发现从中牟利的可乘之机。对此,黄洁夫曾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撰文称,“2007年以前,有超过600家医疗机构从事器官移植,这种局面非常混乱,因为受经济利益驱使,发生了许多不法行为和不符合标准的器官移植。”此外,更有部分医疗机构及医疗从业人员为牟取高额利润,罔顾医学伦理及职业道德涉及其中并引发恶性犯罪。其中,以2006年于中国河北省发生的一宗“凶杀变卖人体器官”案最为典型。

在器官移植技术方面日臻成熟的同时,中国正建立更加完善的器官捐献机制(图源:AFP)

为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中国政府于2007年3月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同年,中国卫生部出台《人体器官移植规范》,进一步明令禁止贩卖器官。与此同时,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从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手中收回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死刑罪犯数量由此大大减少,令死刑罪犯作为器官来源主要途径的做法难以为继。2011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使“器官买卖”行为正式入罪。

此后,中国卫生部于2013年建立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并在中国大陆地区推广实行。该体系包括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标准”,分设5种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遵循人道主义救助原则,确保器官捐献的公开透明。在此基础之上,开始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实施器官分配。该项技术手段不仅确保了移植器官质量以及器官移植登记体系,保障病人安全,更遵循国际医学共识,实现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优化匹配与信息共享。

据悉,截至2017年5月,通过该系统实施分配的公民捐献器官已达2.8万个。而目前中国公民去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数量已经跃居亚洲第一。2020年,中国将有望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而今,中国已成功实现移植器官来源转型,自愿捐献器官亦成为众多中国公民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选择。对于器官移植而言,作为集体现社会关怀与拯救生命于一身的特殊医疗技术,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的需要,同时也是政府应尽的公共职责。因此,中共在构建新机制的同时,还应勇于打旧体系中盘根错节的利益瓜葛,赢得社会和公众的信任。而这也恰是比动员公民捐献器官、跳出传统认知窠臼更为重要的事情。

撰写: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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