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的成效为何会在癌症面前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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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7 09:41:20

自日前于北京点映以来,《我不是药神》几乎垄断了舆论对于近期中国电影的关注。由于点映场的票房与口碑“齐飞”,影片也已提前一天在中国各大院线正式公映。

徐铮在影片中的精彩表演无法掩盖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病(图源:VCG)

从目前对影片本身及其背后的社会意义的探讨来看,《我不是药神》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已如同《熔炉》《辩护人》之于韩国,更无异于中国版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因此,这部极富人文情怀的现实题材作品已然令公众重拾对于中国电影的期许,并不吝将之奉为中国电影崛起之曙光。

若仅从电影产业角度来审视《我不是药神》目前的表现,以点映即获单日票房冠军、点映票房突破1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7美元),公映三日票房逾10亿元的成绩不仅毋庸置疑,其在中国知名互联网社区豆瓣上高达9.0的评分,更可谓凤毛麟角。需知,上一部获得9.0分的中国电影是2002年公映的《无间道》。

“零关税”政策在依然虚高的药价面前略显冠冕堂皇(图源:VCG)

平心而论,《我不是药神》之所以能够率先在“兵家必争”的暑期档中脱颖而出,除却完整的故事、感人的剧情以及精湛的演技之外,更胜于敏感的题材。身处中共高压管控下的舆论环境及有限的创作空间,这部取材于真实案例,又触及进口药价与专利壁垒、国家医改及社保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反思之作竟能突破尺度限制,顺利获得公映许可。仅凭这一点,便足引万人空巷。此外,兼有感人肺腑的剧情及催人泪下的演技加持,一部“良心之作”的诞生便可自圆其说。

然而,就在观众全然为故事的结局以及国家的“零关税”而欣慰和动容之余,不仅忽略了中国现有医疗体制的旁观与失灵,更将弱势群体面对天价药品的绝望归咎于原研药企的“麻木不仁”。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对于现实的误读,显然“谬”的是电影,而“误”的是观众。

长期以来,医疗问题一直是中国人的新三座大山之一,相较而言,房子可以不买,工作可以再找,但病却不能不看。依照中国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因病致贫似乎是一种必然,“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则近乎无解,而漫长曲折的“医改”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一方面,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提出“不争论”相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群体对于医改方案的意见、建议从未间断。前有代表委员高谈阔论,后有专家教授口若悬河;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到如今的多项并举。由于医疗改革方案的反复与叠加,使得一些本来清晰的问题反成“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仿佛“百川灌雨,泾渭不分”。尤其是一些貌似激进的后退,形似改革的权力寻租,不动声色地把卫生公益性的坚持,引向对医疗服务既得利益的固守。对此,中国民众的感受是,医改越来越复杂,而看病也越来越贵。

另一方面,尽管早在2006年初,中国就通过了《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为仿制药消除了专利壁垒,但相较于出口仿制药已渐成产业化的印度而言,由于中国仿制药企多数属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融资及研发能力,甚至未经GMP标准认证,加之对药品辅料生产的松散监管,药效一致性多年未出台统一标准,再及药物审批流程的冗长,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中国仿制药从价格、品类到疗效,均毫无优势可言。此外,纵有仿制药被准予上市,且在中国的医保药品目录各省完全通用的情况下,由于医院采购、使用管理与核算报销政策的“因省而异”,使得患者也极有可能因此而无法在本省内购得所需平价仿制药品。此种情形下,即便通过各种渠道选择价格更为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则也可能承担在其中国被官方列为“假药”而带来的一系列人身安全及法律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医院中普遍存在的以药养医制度、无法回避的商品增值税,加之各级流通渠道的利润攫取等多个环节的成本叠加,终令患者不得不为虚高的药价买单。而中国政府的“零关税”政策也不免因此犹如杯水车薪,也无法真正惠及民生。由此观之,在天价进口药层层加价的诞生过程中,原研药品的研发成本及专利保护或为最无可厚非的环节。

最后,对于导演的“顾此失彼”,我们或可理解他已尽力而为,但愿这并非他为任重而道远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蒙上的一块遮羞布。

撰写: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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