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爆红与“低端人口”命运谁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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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分钟的电影,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提前离场。

——看到后来,渐渐笑不出来了,也哭不出声,像有块大石重压,无法挪开。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观影的人面面相觑,发现对方都在流泪。


这是看过《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之后,中国很多观影者的亲身体会。这部国产电影首映就突破3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的票房,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影评平台豆瓣上评分高达9.0,创造了中国电影“零差评”的奇迹。

《我不是药神》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奇迹(图源:VCG)

《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在于电影中故事的真实。有影评人在网络上写出这样的话:之所以笑了,是因为它真;之所以哭了,是因为它血淋淋的真。昏暗的公寓房间,“印度神油店”半明半暗的霓虹,人物充满乡土气息的衣着,还有主人公坐在马路边吃盒饭的景象,似乎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似曾相识。

电影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属那一句“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句话道出的,又岂止是片中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人买不起正版药、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只能等死的命运呢?穷的根源不止一种,穷的样貌更是各有不同,一个“穷”字,不仅是单纯“没钱”的意思,也折射出社会中某一群体的生存现状,而这样的群体在不同的领域或有不同的表现,却基本都围绕着“弱势”与“边缘”。

上一次对中国这一群体产生如此大规模的讨论,应当还是2017年底北京大火所引发的清除“低端人口”事件。就像一场大病的药费可以让人“吃掉了房子,吃垮了家人”一样,一场大火引发的大型城市清理整顿,也令数以万计的人不得不离开自己安身之地,有些人可以选择返乡,而另一些甚至无处可去。

实际上,《我不是药神》掀起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思考,和“低端人口”事件引发的城市“住房贵”和生存成本高的讨论,有一个共性:令中国人感到“扎心”的,都是社会最底层、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也反映了社会的一种普遍焦虑。正是因为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近在咫尺的故事,人们才感受到如此大的共鸣,如此深的心痛。

在电影和“低端人口”的讨论背后,是普通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 (图源:VCG)

用理性的眼光去看,无论是电影中公安部门查处代购仿制药的情节,还是现实中对“低端人口”的排查和驱逐,在令人困惑和愤懑的同时,都有着其十分合理的缘由和依据。于法理来说,非法代购药品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售卖假药,而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的确也是违法行为;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专利药都能随意仿制售卖,那么谁还去做投资代价高昂的新药研发?如果永远不顾安全隐患继续在城市随意地发展“蜗居”,那么今后还可能酿成多少惨剧?

但是,面对一个病人对警察央求“我不想死,我想活,可以吗?”面对身边努力生存、奋斗的朋友竟在担心明天的庇护所在哪里,人的感性也不可能不为之所动。毕竟,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法理,也不应该有绝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法治在成熟、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一个国家是否也应该去关注一下这些“掉队”的人呢?

《我不是药神》和“低端人口”的背后,反映出的是社会资源分配失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无奈境地。可怕的是,弱势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健康、安全以及其他社会风险之间,存在着无休无止的相互催化、恶性循环的关系。拿癌症来说,全球近六分之一的死亡由癌症造成,近70%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等由于饮食、卫生条件恶劣和环境因素诱发的癌症占到57%,可见“穷”和“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将本就处在弱势的阶层推向更加边缘化的角落。

最重要的是,这些边缘化群体更多的是底层劳动者,他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却被轻易地忽略。他们的 “掉队”更多时候并非不劳不获,而是成为了高速发展的“代价”,不堪重负。在中国政策和法规执行的过程中,的确存在过于生硬、不懂变通的情况,这一点在北京清理过程中官方也曾承认。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本身时如何更多考虑这些人群的生存和福祉。

印度国父甘地(Mahatma Ghandi)曾说,一个国家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成员。《我不是药神》惊人的好评度和成功的票房,也值得中国官方对电影中所揭示的现实问题更多地反思。

撰写: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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