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为何一直没能“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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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个坊间传闻。2003年农历新年前夕,按照传统,香港某大电视台会请各路风水先生预测来年的运程。一个叫苏民峰的“先生”在节目上说,这年“肖火”,名字中带“草木”的都要小心无妄之灾,娱乐圈的艺人尤其要注意。

结果,这些迷信的“都市传说”在SARS的阴霾下一一应验。影星张国荣、梅艳芳和柯受良以及著名填词人林振强相继去世,有心人发现,他们的名字都与“草木”沾边。

这件事对风水先生来说,当然是扬名立万的机会,但对于香港娱乐圈来说,说是“灭顶之灾”也不为过。

SARS之后,香港经济一度不振,连带着也把香港电影推到了一个历史最低处。虽然在2002年《无间道》横空出世之时,有人认为香港电影终于走出低谷,引来曙光。但没想到的是《无间道》系列电影成了香港电影的“绝唱”,之后的所谓“港片”,虽然有些依然“港味十足”,但就整体而言,香港电影早已荣光不再。

即便后来,有人想用三级片“救市”,宣称“低俗是香港电影的核心价值”。但这些片子因题材原因只能局限在香港本土上映,票房之低可想而知。彼时,大量香港影人北上掘金,却也显疲态。虽然偶有佳作面世,但这些北上导演大多对中国大陆的审查制度有“水土不服”之感,“产品质量”不复以往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新常态。

  • 香港电影“港味”不再,和可能与“自我阉割”有关(图源:VCG)
  • 很多以往的“票房灵药”如今都成了“票房毒药”(图源:AFP)

香港电影为什么不如从前好看了?

那是因为港片真正的核心价值被选择性去掉了。

港片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快”。香港电影天生有着“快消费”的特质,很多香港电影人视“感官刺激”为首要任务,以“奇技淫巧”作为“生产第一要素”。简而言之就是要千方百计调度观众情绪,满足视听之欲。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潮流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现象,比如徐克导演的《东方不败》在1992年大卖,有近3,000多万港元(1元港元约合0.1275美元)的票房——这在当时可谓是“爆款”了。但在1993年,他“照版煮糊”再来个《风云再起》就只能卖1,000多万了,等到1994年林青霞再拍一部《六指琴魔》,仅有400多万。在这个故事里,资本是贪得无厌的,而观众们,永远是喜新厌旧的。

在这种情况下,港片做得更多的只能是投其所好,喜剧片段子化,功夫片奇观化,要在每一分钟里都抓住你的眼球。港片一直在追逐着自己创造的这种变化,直到精疲力竭。

而这套模式到今天,不灵了。从前只满足于“活在当下”的港片,大多数都是些粗糙的工业产品。

港片另外一个核心价值是“反体制”。在很多港片中,真正的反派是这个世道,以及这个世道的主要力量——“官府”,这种对于上层建筑的极端不信任是渗透在港片的毛细血管里的。它是《监狱风云》里张耀扬所饰演的狱警,他有的只是凶残和唯利是图;它是《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里的清廷腐败;它是《倩女幽魂2人间道》中满朝被吃掉脑髓的朝廷大员。

它们麻木不仁,底层群众只能自救,唯一能依靠的是反体制的黑道势力。这也是武侠小说最终由身在香港的金庸中兴的原因,也是香港把武侠片拍得最好的原因。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对于官府的背叛从来都不是问题,但对兄弟的背叛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悲剧。

所以香港曾经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卧底题材电影,无论是林岭东的《龙虎风云》,还是刘伟强的《无间道》,抑或是林超贤的《线人》,这些人物大体都在兄弟情与抽象的正义观中的挣扎。这是一种对于兄弟情过于看重后的自然反应,也只有它能与另一种价值观产生如此势均力敌的对抗。

而这些价值观在港片北上之时,先被它们的生产者阉割了。因为这些香港电影人很清楚,他们过去的一套价值观是与当下的“我们这里”完全相违背的。在大陆,徐克必须用《智取威虎山》来掩饰自己从前对体制的讽刺和对自由的向往;而当红导演林超贤,只能去拍《红海行动》。

有人说,真正让香港电影在大中华文化圈中鹤立鸡群的,其实就是它偏安一隅的孤岛生态中所培育出的洒脱世俗的草根精神,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人生观,是那种笑看风云的政治观,是那种嘲人嘲已的处世观,是对自我身份近乎轻贱但又坚实的认同,骨子里是它对权力和上层建筑的不相信,对正统却僵化的文化的生理性反动。

不幸的是,这些精神与现世并不相融——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都弥漫着一股简单粗暴的民粹风潮,把粗俗当有趣,将刻薄当幽默。君不见那些微电影,影片质量比自称“低俗”的港片还不堪,却也能凭借过千万的点击盈利,让人哀叹世风日下。

撰写: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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