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接班人到娱乐话事人:大院子弟的特权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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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5 10:24:45

当下,中国文艺界依然活跃着一批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工作者,其中不乏知名导演姜文、作家阿城、编剧王朔、音乐人崔健、刘索拉。曾几何时,他们是革命英雄的后代,是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而今,当年的大院子弟在文艺界已然如日中天,他们每一个名字都举重若轻,他们的作品从题材到风格都带有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而细数他们的出身,则与深重的“大院”背景不无关系。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所谓“大院”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军队大院或国家机关大院,而非平民百姓生活其中的逼仄院落;而“大院子弟”一般指代一群在中共建政后成长于北京党政军机关大院长大的军人后代。

崔健头上的那颗红星向人们宣告着大院子弟心中对红色意识的情结(图源:VCG)

从某种角度而言,“大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空间,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空间。在那些朱红色的门、戒备森严、军装笔挺的门卫背后,是一种被完全包围起来的神秘莫测的生活。

冯小刚(左)与王中磊(右)这类根正苗红的大院子弟之间有着讳莫如深的关系(图源:VCG)

作为“大院子弟”代表人物之一的王朔,曾对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队大院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在王朔眼中,在老北京城与新北京城之间,存在着一堵看不见、摸不着的围墙。墙里的孩子则显而易见地与墙外的孩子有所区别。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年代里,最基本的物质满足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是一种奢望。相比之下,大院子弟享有的特权不仅体现为物质特权,精神特权与文化特权更是羡煞旁人。他们能听到、看到的远超于生活在大院外的人。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大院子弟们比一般人更能领略外面的世界,能接触到内部书籍、国外电影以及音乐。需知,这些精神食粮是当时的一般人无法想象也难以企及的。

除此而外,在耳濡目染地受到政治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后,大院子弟对于政治的关心与思考远远超于同辈。他们在父辈的影响之下,大都怀有大展宏图的政治理想或建设国家的远大抱负。对此,中国著名导演陈凯歌曾有言,这些“文革”前的大院子弟通常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却让让这样的理想主义瞬间幻灭。大院子弟们开始淡出政治运动,变成了玩世不恭的“顽主”,变成了手拿板砖、菜刀,成群结队出没于影剧院、溜冰场,过上了“寻衅斗殴、拍婆子泡妞”一如阳光般灿烂的日子。

与此同时,在“文革”的特殊历史语境下,他们的身份被定位于有特权,但暂时被悬置。一方面,被悬置是暂时的,不同于真正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特权意识和实际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另一方面,他们短暂的一段痞子生涯为他们披上了一丝潇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获得了附加的文化资本。于是,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了艺术家,也成了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

从他们取得艺术成就及业界地位来看,在这批大院子弟之中,以王朔影响最为巨大,其一系列的文学作品使得大院子弟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早期的《顽主》直接成就了米家山以及后来的冯小刚;后来,《动物凶猛》又被姜文拿去拍成了那部经典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更是根据《玩的就是心跳》拍出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事实上,这种以反叛的方式完成了对特权的解构,同时宣示着自己的大院子弟时代无疑成就了他们今天的地位。然而,大院子弟的“红色情结”以及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优越感依然是他们身上最为显著的标签,同时,他们希望可以令这种优越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释放。因此,他们常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身份自居,以“人民的名义”针砭时弊。时至今日,姜文还有扮演最高领袖的愿望要去实现;王朔的嬉笑怒骂中依然表现出在皇城根下的优越感;至于崔健,他头上那顶红星闪闪的帽子或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与政治波普,更一种大院子弟独有的对红色意识的情结与追寻。

撰写: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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