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为何甘愿沦落底层 日本人竟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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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3 04:57:30

近期,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纪录片,让“三和大神”这一神秘群体再次受到中国社会的关注。

“三和大神”是指在中国深圳华龙三和人才市场附近活动的一群以打日结零工勉强度日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经常“做一天工玩三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吃4元钱(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一碗的挂逼面(“挂逼”指“没钱了”,有时也指“死掉了”),抽0.5元钱一根的挂逼散烟,喝1.5元两升的清蓝矿泉水。晚上要么花10元钱在网吧遨通宵,要么住15元钱一晚的简陋旅店,如果没钱就只能睡大街。

中国城市里的民工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年轻人更难适应(图源:VCG)

近十年来,三和聚焦了数万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天天在这里游荡、消磨时光,一些人即使知道自己在“浪费青春”,但还是缺乏改变的勇气。他们说,三和这地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希望和斗志。在中国的网络论坛上,也有人把三和称为“瘫痪圣地”,意指一个人到这里很容易变成废人。

这些“三和大神”是怎么聚焦到这里的?为什么他们甘愿沦落到社会底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按照“三和大神”们自己的总结,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到三和来找工作被骗,或者身份证被偷,无法离开,也无法找到正规的工作;二是因为对工厂待遇和条件不满,也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所以不想长期工作,只想在网络游戏中逃避现实;三是因为欠了赌债,跑路来到三和,但始终无法戒除赌瘾;四是情感受挫,对生活失去信念,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只能跑到三和来浑浑度日。

他们当中,有人把三和看作自由自在的天堂,也有人把它看作欲逃脱而不能的地狱。但无论哪种情况,三和的生活就像吸毒上瘾一样,令他们无力自拔。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不仅展示了“三和大神”们的日常生活,还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洞察中国经济腾飞背后被掩盖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政策缺陷。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这里聚焦了腾讯、华为、大疆等全球知名的大企业,也有身份上亿的大富豪。但同时,在离市中心10公里的三和人才市场,也聚集着数万每天挣扎在生存线上零工。这样巨大的贫富差距背后有怎样的社会原因?

近40年来,中国民工已经更迭了三代,而这三代人因为境遇不同,所养成的劳动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差距甚大。在三和人才市场开了10多年豆浆店的陈用发说,大概在2006年前后,进入城市的民工就开始更加频繁地换工作,无法适应工厂里的生活。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待遇低,以及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最极端的案例就是富士康发生的十余人接连跳楼的事故。另一方面,因为现在的民工进入城市,所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现实与他们想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他们在工作中看不到致富的希望,便会对工作越来越缺乏耐性。

这些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其中,城市产业升级造成人口福利的透支是主要变化,它使新来到的就业人群压力倍增。但同时,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也不断给年轻人造成心理压力。这些问题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房价高企而工资偏低。据媒体报道,深圳近10年来房价番了五倍,在中国内地房价与收入比排行中位居第一,这或许是人们理解“三和大神”现象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

繁重的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使中国年轻民工看不到致富的希望,转而沉迷于虚拟世界的美好(图源:VCG)

此外,还有更隐性的政策约束。就算是第一批到达深圳的外地民工,经过20年的努力,可以在深圳安家营业,也无法跨越政策的鸿沟。比如纪录片中失去右手还坚持开豆浆店的陈用发,他正为女儿在深圳入学的问题而焦头烂额。根据中国城市的入学政策,没有城市户口的外地学生,要么回原籍入学,要么花巨额的学费进入高级私人学校。但这两种选择显然都不是像陈用发这样的普通民工所能负担的。

作为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深圳每年吸引着近百万劳动新军蜂拥而入,但也会有相当比例的人最终无奈地选择离开。“三和大神”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身后潜伏着普遍的社会危机:居高不下的房价压倒了多数年轻人的梦想,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丧失奋斗的意志。尽管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像“三和大神”们一样得过且过、随波逐流,但年轻人心中所感受到的压抑和苦闷是大致相同的。

那些责备年轻人不肯吃苦、懒散的人,也许有他们所坚信的道理,但遗憾的是,“三和大神”们并没有从生活中习得这样的经验。他们小时候大多是留守儿童,缺乏家庭关爱和教育机会,长大了随着父母的脚步踏入城市,却发现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更有甚者,即使他们清楚自己的问题,意识到懒散是不对的,再这样下去很危险,可是仍然“无力自拔”。这种无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缺乏改变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看不到改变的希望。

《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指出,“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是不同的。也许存在一些特殊的个体,因为他们自身的缺陷和机遇问题而使生活走向困顿,但当几万人面临同样的问题时,它就不可能只是个体的原因了,一定有超出个体所能左右的力量——通常是社会机制在发挥作用。

现实中,当地政府也在尝试改变这种状况。据澎湃新闻报道,自2017年5月起,龙华街道开展“百日整治”行动。深圳市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直到7月,三和人才市场周边区域治安形势明显好转,总警情下降26.9%,治安警情下降31.8%,盗窃警情下降50%;共破获刑事案件35宗,刑事拘留嫌疑人54名,治安案件17宗,行政拘留35人。

但是,这样的突击整顿行动能否产生根本和持续的改善?“三和大神”的聚集反映的诸多问题,如政府在底层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治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方面的滞后与不作为等,单靠抓捕和驱赶能否解决?思考这些问题,不单是深圳一座城市的任务,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普遍困境。

撰写: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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