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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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0 02:50:33

日前,在台北市捷运西门站发生了一件外国人污辱本地人的事件:这位外国人不但出脚踢翻某位老妇人的行李,还对欲上前理论的其他路人用英文开骂;事发后那位路人向台北市警方提起公然侮辱的告诉,警方也顺利找到这位外国人。之后,外国人上传影片在网路上公开道歉,那位路人也随之撤告了。

无独有偶,最近还有一件“道歉”的事件:台北市长柯文哲为了2018年底的选举,亲上广播电台向本来对他诸多不满的“深绿”民众公开道歉。此举被评论家认为是向民进党中央递出的橄榄枝,用以交换民进党不在台北市推出候选人。

有一句俗语说:“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做甚么?”生活在公权力高涨、兴讼当道的现代社会,似乎很容易使人忘记“道歉”这个动作本身具有的符号意义以及道德力量。但不应该忘记,另外还有一句俗话说:“既然都道歉了,就原谅吧。”道歉,本身就含有“使原谅”的仪式性效果在。小至法院撤告,大致地方选举,无不通用。

人来人往的台北捷运西门站,日前发生了一起外国人污辱本地人的事件(多维记者:王欢/摄)

道歉是反省的开始

谈论“道歉”之前,必须先从“为何要道歉”开始,也就是“犯错”。人类有自我防卫的本能,总是会主张自身“没有错”,因此“不需道歉”;但是客观来说,这只会让人类失去“反省”的能力,然后不断往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退一步来说,即使从某种(或所有)角度来说并没有犯“错”,至少也是让某人感觉受到“冒犯”,才会被要求道歉的;而如果不能进行“反省”,也就无从得知那个“冒犯到某人的来龙去脉”,而会重复的不断冒犯到某人、甚至越来越多人。当大多数人都感觉到被冒犯时(这时大多数人关心的可能已经不是那真正的冒犯行为、还在于对特定人士的不断重复“冒犯”的这个过程了),在公共伦理的角度而言这就是一种“错”了。

再以“反省”来说,为何要对犯错者施以惩罚(体罚、罚金、自由刑……等等),一个有力的理由是:为了让犯错者理解到“这是错的”,因而不再犯。那么退一步来说,只要犯错者能够主动反省到自身的错误,并因此能进行改正,那么“使犯错者改正”的惩罚理由也就不再存在了。

自然的,由于惩罚还带有“使受损者得到弥补”的“回复原初状态”的用意在,因此对于程度越高的“错”,就会期待同等程度的“道歉”,而不是只有口头上的言语。反过来说,若是日常生活等级的“犯错”-说错话、表错情、轻微的肢体接触或碰撞-大部分时候所期待的也就只是一句口头上的道歉,显示出“不会再犯”的姿态也就够了。

道歉是和解的基础

近年在台湾有一句流行语:“没有真相,没有原谅。”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没有道歉,没有原谅。”原谅必定是源自于犯错,没有犯错的话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道歉其实也是一种“承认犯错”的表现,若是不承认犯错,即使要原谅也无从原谅起。如同不能还钱给没有借出钱的人,若强要去原谅没有犯错的人,在道德上也是没有意义的。

一边没有犯错,一边不能原谅,两边只能陷入僵局;最终这种僵持状态也不能永远维持,随着事态变化,随时可能将冲突升级,拚得鱼死网破。试想外国人在台北捷运污辱人的例子,当下双方若留在现场继续对峙,随时可能会脱离言语交锋的程度,而变成动手斗殴的场景;即使双双离开现场后,事件也并没有随之结束,而是一方提起告诉、“升级”成法律事件之后,才有另一方拍摄影片道歉并获得原谅的结果。

道歉,就是和解的必要条件;没有道歉、不承认错误,要和解也无从解起。即使严重如战争责任、慰安妇问题、二二八事件等,许多当事人垂垂老矣,仍坚持着要一个道歉,否则他们便仍然卡在当时造成的僵局中,无从解脱。反过来说,即使时空背景都已不同,但承接当年政府体制的后继权力者们,其实仍有这个责任去好好道个歉,让当事人们能够解脱僵局,真正回到日常的生活中。

俗语说:“道歉又不会死。”意思就是说,道歉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却能够将双方后续可能造成的冲突与付出的成本消弭于无形,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只不过,道歉其实就是认错,若是不懂得自省、坚持自己完美无缺,要做一个“道歉的动作”就确实是非常困难了。

撰写:袁愷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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