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理想国”共产主义的想象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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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巨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深刻影响人类近现代历史进程的人物,他的家乡德国特里尔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博物馆分别印制0欧元纸钞,立即引起哄抢。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他或许是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列宁建立苏联,第一次将共产主义的设想变成现实,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这是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的传统。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条共产主义的线索。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时期,就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批判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後,他们依然秉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为西方民主提供源源不绝的政治想象。

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卢卡奇(Georg Lukacs)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开创者,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德国古典哲学的最终完成。他试图论证,正是无产阶级完成了黑格尔哲学没能完成的任务,“把辩证的方法当作历史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成为“行动的主体”。为了延续这一传统,卢卡奇将马克思(Karl Marx)对商品拜物教的批评与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对於“合理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所谓“抽象劳动”的概念,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合着了《启蒙辩证法》一书,将现代性这种“合理化”趋势,追溯到“理性”开始展现其力量,对自然进行驯服的时期。此书出版时,关於苏联大饥荒、大清洗的一些消息,早已传播到欧洲;纳粹大屠杀的暴行,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 Birkenau),也已为世人所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二十世纪的这些大规模的恐怖现象,产生的根源不在於政权的性质,而在於“理性”本身。“理性”从开始就蕴含着“控制”和“支配”,蕴含着对主体和客体的粗暴划分,到了现代,“理性”通过科学技术彻底征服自然,甚至反过来吞噬人类自身。

按照这种思路,苏联的政治形式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苏联也是“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推崇者。只有实现理性的自我批判,才能使人类走出这个困境。这种思路在当代的代表,就是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说的,极端的“理性”与技术化带来了纳粹的大屠杀。

如果说卢卡奇对於共产主义的实现还是抱有信心的,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与鲍曼,则对现实的共产主义政权已经不再热衷。正如霍克海默所说,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学说,尽管对於理解今天社会的动力仍然不可或缺,但已不能再解释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他们激发我的动力,不再是将一些诸如阶级统治和帝国主义之类的带有攻击性的概念用之於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公开地去实现共产主义”。

相比之下,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开始的那一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有更深入的研究。在葛兰西眼里,国家机器不仅包括各种政府机关,也包括社会本身。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谓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上也许并不真实,因为公民的“同意”其实也可以被国家“再生产”。葛兰西发现,那些看似自由的组织和表达,背後都有国家的手脚,而且正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才比那些看起来专制的国家更为高明。葛兰西说:“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於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有一种适宜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就露出了其背後稳定的社会结构。”

当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时候,欧洲左翼对苏联已经幻灭。但阿尔都塞并没有因此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的答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相对“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而言的,後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发挥作用”。阿尔都塞也认为国家机器超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完全属於公共的领域,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绝大部分属於私人的领域。

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致力於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会利用与其配套的方法,比如传播媒介机器利用出版、广播和电视,按日常服量向每个公民灌输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比如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学校,通过知识的传播、行为的规导、观念的塑造,使得劳动力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并让无产阶级对自己被剥削的阶级地位形成一种合理的想象。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属于这个大系谱,虽然他并没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从他对精神病、临床医学、规训与惩罚等一系列研究中可以看出上述两条思路的印迹。

共产主义的想象与现实

1989年至1991年,东欧国家和苏联陆续放弃共产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行十年。在连番受挫的现实之下,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重新对“共产主义”的理念进行哲学论述。他认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缺陷主要是政治上的。“集中化、军事化的共产党是夺权的好工具。但不是组织共产主义社会的好工具。它太过於依附政权,而没有发展出真正的国际主义。”现在,必须围绕三件事情来组织共产主义的权力:群众运动、持续锻造运动口号和意志的组织,以及仍将长期存在的国家的残余,但它必须受运动和组织的持续监督。二十世纪的教训,是政党和政权脱离群众,政治的辩证法在於,要把运动、组织、政权三项都包括进去。

撰写: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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