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岳昕事件第二封公开信曝光 遭全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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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30日,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岳昕(网名木田)再次通过社交媒体发表6,000字的公开信,叙述自己遭校方施压的过程。她透露,她被暗示背后有“境外势力”,与她谈话的学院老师对她说:“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

20多年前,北大教师沈阳性侵女生高岩,高岩最终自杀。4月初,此案重新曝光。北大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岳昕与其他几名同学要求学校信息公开,即公布沈阳涉嫌性侵学生并致对方自杀的调查细节,而遭到校方施压。

4月23日,岳昕发表公开信,称其连日来被校方频繁约谈,其母亲几乎精神崩溃,家庭关系紧张。她要求校方立即停止施压行为并消除此事带来的一切不良影响,北大校园内随后出现三张海报公开声援。

4月23日晚,北大校内出现声援岳昕的大字报(图源:千千现在发言微信截图)

网上关于公开信的相关消息均被严格屏蔽,有人甚至将公开信保存至区块链平台,以防止审查。

第一封公开信发布至今,除参与约谈的辅导员称是“出于关心”而找岳昕谈话外,北大校方未再做出任何回应。而第二封公开信成为人们了解事件经过的重要信源。

但文章在微信平台发布后迅速被删,少数转发的消息也很快被屏蔽,目前中国内地得见该文的读者并不多。

以下为4月30日岳昕发布的第二封公开信全文——

岳昕: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最亲爱的朋友:

一周以来,你们发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脸书(Facebook)上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已仔仔细细地看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成千上万,我也在一条条一字字地看。同窗送来的面包、梨、丑橘、菠萝、蓝莓与菠萝蜜,很甜很甜;老师捎来问候的字条,“愿你能继续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几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钧。

一声感谢,用在这里,太轻太轻。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心、帮助与支持,都意味着承担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与代价。

有同学转发了《人民日报》就此事的评论文章,被父亲要求强行删帖,甚至关闭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被人找去问“想干啥,今后要做啥”,这位工友站出来表示,“他们越说我越发,你们说不让发,我就偏发”;

李一鸣同学更是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弥补约谈伤害,加强制度约束,充分保障同学的合法权益,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师生与校友联署,为此,包括李一鸣同学在内的所有联名师生校友,很可能同样承担着与我一样的约谈压力……

这几天,我梦到朋友们因为发文章、签联名信、写区块链、贴大字报而被施压,凌晨四点被惊醒,担心是因为我才连累了这么多朋友们。

我担心朋友们,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太知道他们是怎样担心我;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他们的身心真的会垮掉。

除了担心之外,我还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击,清者自清;

而是因为,被迫沉默的日子里,我不仅无法像以前一样见朋友,无法向大家一一表达感谢,无法为真心关注的议题持续发声,甚至在朋友圈里看到勇敢抗争的工友们,连个赞都不敢点;而且我知道,现在家人情绪的日趋缓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参与类似的事情”为前提的。

决定写这篇之前,我心里也一直在斗争。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像一颗定时炸弹,炸毁我本来渐趋平静的家庭,让4月23日所经历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会因此与我断绝关系,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现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约谈中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这一周以来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一、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约谈一开始,学院老师主要询问的点,是我是否联系媒体,是否将学校的答复外传。

首先,学院老师听说我正在联系媒体,但并无证据,于是反复询问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后)与媒体联络;母亲称我“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认后,学院老师又说:“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谎还是有人在诬陷你。”我的母亲则认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于好心”,但因“单纯”而被境外势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后,学院老师怀疑,网上泄露的关于学校回复内容的聊天截图来自我,我表示“确实不是我发的”。学院老师又说,“没人和我说是你发的,但是连你妈妈都觉得栽赃到你头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我的母亲认为,“别的十个同学提交申请,别的人都没声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过院长、班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走完回复程序)的人,谈完了你还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怀疑与质问,是因为4月20日学校回复当天,我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学院老师在我母亲面前,回忆了4月20日当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将回复函拿回时,另一位领导老师说暂时替我保管,等我毕业后可随时取。我则问领导老师,能否在自己提交毕业论文后,即5月11日之后给我。在领导老师答应后,我表示要和学校签一个书面材料来确保此事。最后,领导老师将回复函当场给了我。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我回复函时的态度,学院老师这样说:“你不觉得她对你已经就完全没有耐心、信任了吗?”学院老师表示,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急着将回复函拿到手,并觉得“5月11日没有任何意义”,5月11日的时候,“六四(指“六四事件”纪念日)还没过呢”。

综编:曾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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