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极花》引争议 反对者认为该书为拐卖人口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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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极花》,因北京时间4月25日获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而再度于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

大陆作家贾平凹旧作《极花》惹争议(图源:VCG)

《极花》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被拐女孩胡蝶的故事:胡蝶被拐至西北乡村并生下儿子,历经磨难被解救回城后,却因周围人的非议和对儿子的思念,最终选择重回农村,回到买她的丈夫身边。小说取材于贾平凹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以拐卖人口入手,着眼在中国当下贫困农村的男性婚姻问题。

争议焦点在于贾平凹在该书后记中的一些言论,“大熊猫的珍贵在于有那么多的力量帮助它们生育,而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如果说他们是卑微的生命,可往往越是卑微生命的,如兔子、老鼠、苍蝇、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啊!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的性活动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

又如:“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

除此以外,还有贾平凹在新书发布会上的部分言论,如“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等。

针对小说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点:女性视角批评者认为贾平凹为拐卖妇女辩护,将农村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痛苦上;乡村视角论者援引作者的言论,批评作者“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惋惜凋敝的乡村却忽略其后隐藏的巨大罪恶。

作家侯虹斌在名为《贾平凹为何渴望一个拐卖妇女的农村能永续存在》的评论文章里写道:“为什么没有女人会嫁进这样的村子,为什么这样的村子灭绝了就对了,大家就早有了理由和答案:首先,这些村子极端重男轻女,女婴假如二十年前有的话,也已经被杀死过了;其次,这些村庄里的男人非常穷,非常懒,生活水平极低,黑亮家以前就靠他娘辛苦干活支撑,娘一死,有两个壮年男子的家庭马上穷下来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女人活在这里比牲口都不如,与地狱无异。我不知道贾平凹为什么想保留这样的村庄。”

 
我一向对中国的穷人状况有深深的体谅,也写过多篇文章谈到对阶级固化的担忧、并反对对穷人污名化。但以上种种,是建立在基本人权的基础上:穷富之间人格是平等的、尊严是平等的、机会(包括上升通道)也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保证人人发一个妻子,则绝不在基本人权之列。因为你是为了享受交配快乐,而剥夺了别人的人权,是对女性的极大犯罪。希望这点最底线的共识能够建立,也希望女人除了繁殖和交配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被当作人看待。

80后作家沈嘉柯也有类似的观点,“贾平凹先生小说《极花》后记里的态度,本质上不是三观的问题,而是人性低于屁股立场。因为自己来自农村,对农村感情深,人生成功以后,他要为农村唱挽歌。他觉得农村凋敝是城市的剥夺,农村光棍多是城市把女人抢走了。”

 
富裕的农村,无一不是因为能与城市充分媾合,并有大量村民打工积累下财富,也开始不买传统秩序、乡规民约的账了,这并不符合他们水墨画般的幻想,让他们痛心疾首、叹人心不古;而贫困的农村,倒是落后得颇得神韵,各种乡规村约也还能一级一级压死人,合乎口味,可惜又没有女人愿意嫁进来,弄得不得不靠拐卖强奸来苟延残喘。让这样的村落自然消失,让更多人的走出农村,过上稍好一点的日子,是大势所趋。

不少人认为《极花》无论文学水准、思想意识都不称此奖。东北作家张涛曾指出《极花》叙述过于拖沓,语言、故事略为粗糙。有网民认为,虽然文学作品不应当成为道德的审判场,但文人不可舍弃人文,“错位的怜悯并不是善,而是对恶的纵容。

撰写: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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