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迎合到退避:港式合拍片如何改写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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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5 04:14:40

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结果公布,《明月几时有》获得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等在内的5项大奖,成为今年金像奖最大赢家。该片首映于北京时间2017年7月1日,据称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献礼片,但在香港本土,有声音指该片为“红色主旋律电影”,隐含贬低之意。

从内容上看,该片以上世纪40年代香港沦陷为背景,讲述了在日军占领下平民英雄的觉醒和抗争,确实是主旋律题材。但如果就此将其称为“红色主旋律电影”,则未免不公。导演许鞍华绝非简单地把它当成“献礼片”来制作,而是用极大的心力对题材进行转化。最终影片虽符合主旋律的要求,但其中的本土意识和人情人性被突出放大,既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也为港式合拍片开辟了一条新路。

通过适度淡化国族观念,突显人情人性,许鞍华在《明月几时有》中为港式“主旋律”合拍片探寻了一条新路(图源:新华社)

《明月几时有》虽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在香港沦陷期间开展地下工作的事迹为蓝本,但并不像多数抗日影片一样,着重表现抗日英雄的勇猛无畏和日军的残暴无情。影片用了不少情节表现刘黑仔的机智勇敢,但其中透露的也更多是少年英气,而非政治觉悟。从方兰身上,我们虽然能够感受到她的大局观念,但更突出的还是她大胆爽真的性格。影片中几乎没有激烈的打斗场面,也没有高调的情感渲染,有的只是隐忍克制与静水深流。

许鞍华将叙事的重心放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香港普通市民身上,展现他们在沦陷期间如何隐忍而有尊严地生活,在恐惧与不安的同时又是如何坚毅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即使牺牲了也没有慷慨悲歌,只是从容自然。

其中塑造最立体也最鲜活的人物或许是方兰的母亲,她的形象经过许多层次的转变:一出场她给观众的印象并不好,自私自利,为求自保不敢出头;得知女儿参加地下工作后,先是以“打日本仔要有力”试图劝阻,待到女儿心意已决,虽然心里担忧,但还是告诫她“死不要紧,不要连累队友”;直到她一方面为了帮助女儿,一方面也因为支持抗日,渐渐参与传递情报,并在一次任务中不幸被捕;虽受尽折磨,但她始终保守秘密、保护队友,最后从容赴死,留下一句颇有意味的遗言:“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这一形象的丰富性,让人们看到了普通香港市民究竟为何选择抗争,以及最终为此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她是无数平民英雄的代表。

在影片中,无论是富商文士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老妪少妇还是青年孩童,都在为抗战而努力和付出。甚至身在敌营被责以“汗奸”的一些宪兵队员,察觉地下工作者的举动也选择“高抬贵手”。这种全民互助,默默为功的情景,与传统突显个别抗日英雄的形象有诸多不同。

之所以选择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述香港抗战史,或许是因为许鞍华并不想要在“红色主旋律”的框架下,将香港地下抗争的故事裁剪为民族大抗战的一段“和声”。相比于高喊爱国口号和迎着炮火冲锋,她更中意或者更擅长于表现人们在动荡时局中如何小心翼翼、守望相助。

因为没有激烈的斗争和牺牲,影片将抗争日常化,融入香港市民的生活场景之中,其效果是使国族观念被淡化,而使人情人性得以突显。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许是日本宪兵队长山口大佐的形象,这位影片中代表日军占领者的人物,竟是一位喜欢中国诗词的儒将,经常和李锦荣饮酒谈诗。其宪兵队的布置更像是一家企业的公办室,而不是捕杀反抗者的组织。更重要的,他是一位重友情的人,当得知李锦荣的卧底身份之后,他说出了那句“这不是日本和支那之间的事,是我和你之间的事”,他愤怒的是友情的背叛,而不是国家的敌对。

分析片中人物走向抗争的原因或者说目的,也许更能佐证这一点。方兰之所以参加革命,起因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到营救茅盾夫妇的行动中,而茅盾是她所崇拜的大作家,且是她的房客,一切如此自然。方兰的母亲则完全是因为女儿参与了游击队。李锦荣一开始与方兰分手,其实是因为要潜伏到宪兵队充当卧底,但当山口要他七步成诗的危机时刻,他吟出的却是一首爱情诗;得知方兰母亲被捕后,他冒险去通知方兰,说明他始终放不下的还是她。当然,刘黑仔的角色代表的是东江纵队,但有意思的是,片中对他参加革命的背景并未交代。因此,影片里并不是没有党组织,只是这种组织的作用已被极度简化。

影片最后,方兰与刘黑仔告别,与此前茅盾与她告别时一样,说的是“胜利后再见”。“胜利后再见”和片名“明月几时有”(Our Time Will Come)表达的其实是同一种期盼,即战火硝烟的结束,常识常情的回归。

作为反衬,许鞍华还特意也略带突兀地在影片中安排了一场婚礼,然后被突如其来的轰炸扰乱。同时也用了颇多画面呈现方家母女的饮食。婚姻和饮食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象征,而这一切皆因日军占领而被打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才是迫使香港市民暗中团结,集体反抗的根本原因。至此,许鞍华已经在“红色主旋律”的框架下,对这一段香港抗战史进行了改写——或许称为还原更合适,以至于被一些香港本土媒体称为“暗渡陈仓”。

但这样一种“正言若反”的改编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至少在美学上是对既有框架的勇敢突破。正如纪录片研究者和策展人蔡倩怡所分析的,香港导演与中国内地合作拍片十余年来,已经基本形成几种模式:第一种是城市化、小资化,捕捉城市生活,以陈可辛与曾国祥为代表。第二种是好莱坞化,以娱乐消解政治,典型的如徐克和林超贤。第三种则是人文化,以人的角度出发,在大时代下关怀个人的命运,塑造个体意识的人,而非集体,许鞍华就是个中出色的代表。

《明月几时有》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也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但至少影片以罕见的文化担当和出色的美学表现提出了这一问题,而它也值得人们以更多的思考与实践来验证。

撰写: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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