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释放的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他们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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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2 03:01:05
 
《搏击俱乐部》这部发行于1999年的悬疑惊悚片,接近二十年后,两名中国大陆男子在反复观看这部影片后,并受其启发在成都开了一家搏击俱乐部,供人消遣与发泄。拳击、综合格斗和其他高强度搏击运动近年来在中国正掀起一阵小小的热潮,各地的健身房和观众数量也都在增加。

但是这家俱乐部目前正在努力寻找平衡,一方面需要酷到可以吸引消费者,另一方面又需要尽可能地避免当地政府的审视,毕竟,在去年中国综合格斗选手徐晓东在向中国传统的武术大师发起挑战并获胜后,在中国曾引发广泛争议,气氛也开始变得有些紧张。

搏击俱乐部何以取得商机并盈利,这从该俱乐部经理的一番说辞中或许能找到答案。他表示,“中国人是最缺乏娱乐精神的,中国人也是最需要娱乐精神的,中国人太需要释放自己了。”

五千年的性压抑

“最缺乏”与“最需要”这两者间是一种颇为明显又巨大的张力,而调和的出口便成了“释放”,其程度是“太需要”。在《搏击俱乐部》中,这种感觉在黑色幽默风格中已经呼之欲出。该片讲述了生活苦闷的男主角泰勒为了找寻刺激与好友组成“搏击俱乐部”,在那里他们可以把一切不快的情绪宣泄,借着自由搏击获得片刻快感的故事,将愤青内心的不安全感释放出来。

有分析曾指出,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在《搏击俱乐部》中将隐藏在电影中的说教变成了赤裸裸的反抗,这就使电影看上去一方面向社会问题开炮,一方面对个人内心刺探,仿佛在精神层面陡然高大起来。而今,成都这个“搏击俱乐部”的存在,俨然也成为很多人的发泄口,或许从中也可以窥探到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缩影。

一些年轻人沉溺于游戏世界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的暂时逃避(图源:VCG)

如果来概括这家俱乐部的存在,或者类似于这种消遣场所的存在,两个词可能足矣:压抑、释放。在电影《搏击俱乐部》到现实中的俱乐部,不管是生理层面的压抑,还是精神层面的压抑,在搏击的运动中,可以短暂的释放。但是,中国人的压抑真的严重到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了吗?

近段时间或者说近些年发生的一些事例可以给出答案。婚闹,前段时间曾经在舆论上闹得沸沸扬扬,并对此展开过不少的讨论,像“婚闹中的习俗”等等。华人导演李安在其《喜宴》中曾这样解释婚礼上的婚闹,“是中国人的五千年的性压抑的爆发”;中国心理学者胡慎之亦认为,中国式婚闹是性压抑后的发泄之所。“老压抑着,很难受。所以中国文化中,也会给人们一些机会,去表达这样的压抑。”低俗的婚闹虽然在舆论上备受谴责,但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并非易事。各种假借“风俗”之名进行的低俗婚闹,看不出消停的迹象,甚至以一种传统的姿态变本加厉。

再往前追溯几十年几百年,在性压抑的年代,很多中国人过着无性的生活,在压抑背后,一些无法承受禁锢的人想尽种种办法冲破防线,随后,一场持久而神速的性解放运动粉墨登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今天,一场史无前例全民参与的解放运动,似乎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闻周刊》曾经这样描述: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透过这次性解放,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女性观念的更新。最后,性仅仅成为性。

也许对围绕性资源的配置,还可以补充四个字:权力、金钱。新富起来的阶层希望能够借助权力的庇护、而一些权力也在寻租,其中便产生了勾结。婚外情、性解放、通过“性”上位,等等,压抑终于以此种种名目得到了部分的释放。

然而,“性压抑”只是精神压抑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还有源自现实生活的各种压力。虚无感、挫败感、焦灼感……都迫切地找寻着出口。

新时代的出口

近年来,经常看到有人因沉溺于游戏而死亡的消息登上媒体。成年人在逃避现实中的焦虑,希望能够在游戏中短暂的逃避,这也是一些手游有着越来越多受众的原因之一;而今年春节后曝出,一些农村或者偏远落后地方的儿童,他们在网络游戏上占用的时间更多,因为相应的文化休闲设施不到位,游戏便成为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中国式父母,也因为这些年在子女教育上存在的问题,被给出这样一个有特色的称号。他们害怕孩子落后在人生的起跑线,在幼儿园开始,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层层加码地累积着父母的焦虑,他们随之将这种焦虑以不自觉的方式转移到子女身上,子女越来越多的叛逆也是对压抑的反叛。

与前几种压抑相比,这几年更为明显的也许是在言论和精神的自由表达上。随着中国政府对舆论管控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噤声,或者转换方式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思想……

中国人压抑的精神世界如何释放?每个个体的方式不同,李安在武侠的世界里寻到了现实中从没有过的释放,他曾这样解释他对武侠的喜欢,“我爱它,因为它是我们中国压抑社会的一种幻想、一种潜意识的抒发、一种情绪的逃避,虽然是个虚幻的中国,却是一个真实情感的中国”;有人选择去搏击俱乐部这样的方式,也有人用转嫁的方式。

释放的方式不同,压抑却是相通的。在中国加速改革,步入新时代的形势下,这些压抑是否能够通过改革得到正向的释放,与民众的幸福指数直接挂钩。这样的“释放”,也许并不需要以纳入官员政绩的方式加以考核,不过民众会以实际的行动给出最直接的答案。

撰写: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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