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跌宕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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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5 10:06:39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一直在做钟摆运动,不断在峰值与低谷之间徘徊,却始终难以恢复到原初无涉多少争议的平静状态。

从1840年起,中国文化开始遭受西方文明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由于两千多年的一枝独秀,培养了中国人极强的文化自信,所以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时,晚清的中国人仍坚信,中国文化、制度乃是尽善尽美的。保守派将西方科技斥为“奇技淫巧”,开明派虽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归根结蒂还是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坚信中国文化并不差于西方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有复兴的趋势(图源:VCG)

当时的洋务派大将、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认为,儒家之学已达天下文明之极,所以他说:“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

但在新的历史冲击下,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文化传统的自信被证明是长久以来坐井观天造成的自大。中国人不断发现即使船坚炮利、号称远东第一的中国海军也不足以抵挡弹丸小国,即使千军万马的八旗绿营也只是待宰的羔羊。坦率讲,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的确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剂。器物层面的学习无济于事,那就学习制度。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求助于洋教,奈何水土不服;晚清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诉诸孔子改制欲行君主立宪制但同样归于失败,继起的革命派则几乎完全抛弃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废除两千年封建帝制,但共和并未就此扎根,国运并未就此复振。

“走投无路”的人们由器物而制度,再由制度而文化传统,终于在新文化运动中直接“捣毁”了“孔家店”,誓与数千年中国传统文明相决绝。在近代启蒙思想家陈独秀、胡适等力推的新文化运动中,因钦慕明代名儒白沙先生而自更名易白沙的易坤在1916年2月《新青年》发表《孔子平议》开“批孔”之先例。1918年5月《新青年》刊出鲁迅的《狂人日记》,“礼教吃人”成为人们批判儒家的有力之矛。1919年中国被巴黎和会协约国出卖,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在该年初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人们追求的新文化旗帜,“打孔家店”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救国良药,是为中国国人自我检讨和文化自省的重要一环。平心而论,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之后看来,都动摇数千年文明的根本,向西方学习、全面西化犹如滔滔洪流将裹脚缠足、留发蓄须、习四书五经等席卷而去。尽管它的确遭遇过抵制,但这注定是难以逆转历史潮流的垂死挣扎。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确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任何人否定它的进步价值。然而,任何极端都是非常态的。鲁迅在他的杂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由此,中国文化成为人们进步的绊脚石,反传统变成时代潮流,植入人们思想深处。新文化运动也被证明在摧毁传统文化的同时按下了Reset键,导致中国文化传承的第一次断层。尤其是在启蒙不足、被救亡危机所裹挟的背景下,这一仓促、极端的文化否定的负面意义必将遗留后世。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破坏尽管是比较彻底的,但并未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残存。1949年以马列主义为正统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期间其实夹杂着复杂的传统文化基因)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丝余脉被清理殆尽,“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撰写:苏天泽 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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