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伟性侵?福柯早有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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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3 08:27:38

香港女星蓝洁瑛的坎坷际遇多次成为娱乐界的关注点,一直以来也让大众所叹息,而近日,被冠以中国第一狗仔的卓伟在网上爆料,称其联系上了蓝洁瑛,而蓝洁瑛表示当年侵犯她的大佬之一便是曾志伟(网传另一个是已经过世的邓光荣)。随后蓝洁瑛和曾志伟纷纷登上微博热搜,她在2013年自曝被影坛大哥性侵的采访视频也再度流传。

目前网友也扒出诸多疑点,比如向华强太太当年称是“唐老鸭”欺负了蓝谷,而曾志伟是出了名的公鸭嗓,黄奕前夫黄毅清在网上评论“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后秒删,也被网友解读为暗指曾志伟性侵,此外,案发地新加坡也和曾志伟当时导演《五虎将之决裂》的外景地不谋而合。不过随后该传闻遭到曾志伟否认,发律师声明称视频系剪辑的不实消息,并将对发布者和转发者依法追责到底。

据网上资料,1984年于训练班毕业的蓝洁瑛是当时颇受追捧的新人中的顶尖,曾有过“靓绝五台山”的称号,1995年在周星驰古装搞笑爱情电影《月光宝盒》中分饰春三十娘和蜘蛛精两角而走红,被列入“香港五美”之一。可惜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不断传出蓝洁瑛精神失常的新闻,有爆料称是遭到两位娱乐圈大佬性侵,导致心理产生了障碍,2014年在接受香港八卦周刊记者采访时,她也亲口淡定地称自己曾遭影坛大哥强奸,但具体人物的信息却被媒体打码,并未露出,有猜测此次卓伟的爆料很可能是拿到了当时的完整视频。

截至目前案件真相尚不明朗,但不得不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里,性侵犯和性侵扰的话题在全球都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有震惊全球的韦恩斯坦性侵丑闻,《纸牌屋》主演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 Fowler因为性侵指控被删掉了在新一季影片中的戏份。
 
过去长久的沉默被打破,娱乐圈诸多性侵事件发生后,多名女性纷纷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遭受性骚扰、性侵犯甚至强奸的经历,并打上“tag#MeToo”。2017年12月6日,五位在遭受性侵后大胆站出来讲述自己经历的“打破沉默者”(silencebreaker)当选《时代周刊》杂志年度封面人物。女性力量崛起的同时,或许我们也需要知道性侵为何产生?呼吁女性自保的错误文化又如何改变?

​​​​​​不改变“强奸文化”,只针对女性的性侵预防就永远令人绝望

性侵为何产生?

有研究表明,强奸案的发生绝大多数不是临时起意,超过八成都是有预谋或者事先有安排和试探和准备,就等受害者好下手的时候,比如醉酒。而真正的性侵也并不一定会伴随暴力,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熟人,这个过程中往往是心理和言语的胁迫,也很少诉诸刀枪等极端形式。有人说性侵,或者称强奸,实际追求的是一种凌驾于弱者的心理满足,它展现出来一种权力关系。

哲学家福柯在《性经验史》里提到,以往人们总是把权力看作一种物,就像统治权的理论那样,谁拥有统治权就像拥有某种商品、财产那样,谁就能够运用这种权力来统治其他人、控制其他人。性要求最高级别的对待,因此性成了抵达权力中心的通道,成了理解权力的依据。

过去性是坦诚的,言而无休,不加掩饰,而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被法律和规训约束,为家庭夫妇所垄断,性开始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法律为一切肉体活动规定了一个基本秩序,这就意味着法律对肉体全面而细致的管理,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肉体将受到惩罚。

在福柯看来,法律已经将家庭视为性活动的中心,并采用联姻机制将性配偶化,即把合法性只限定在婚姻之中,从结果来看它有着明显的限制。在《规训与惩罚》里福柯抨击过,从学校到各行各业,从军队到监狱,社会的主要惯例体质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却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

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对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以保护妇女儿童之名对越轨男性(或女性)及色情业的管控或惩训,便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律起到权威与秩序作用,权力隐藏在法律的背后,自16世纪末以来,性不仅没被压抑,反而被激活起来。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或许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已经一语概括了。我们已经认识到性侵的产生,但仍有很多人处于性侵的无意识偏见里,当性侵事件产生,仍有人不自觉产生“玷污”、“一辈子毁了”的观念,社会呼吁女性自保,女性防范大于呼吁制止,在某种程度上仍在潜移默化地归罪女性。

如何改变强奸文化?

据数据表示,世界上平均每98秒就有人遭到性侵犯,每22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这些被性侵伤害的人,61%的受害者比普通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高出三层。性侵伤害被定格为严重且无法挽回,这也使非常多受害人对自己的身体怀有巨大的耻感和罪感,认为自己被玷污、被损坏,之后难以再恢复正常生理和心理状态。

而社会舆论带来的“污名化”更加剧了被害者的心理伤害,甚至有人称其为“凌迟受害者”的语境,正如台湾妇女运动先驱之一的何春蕤曾在采访中提到:“事实上,现今强暴带给女人伤害最深最广的倒不是其中的具体暴力,而是环绕强暴的情绪论述以及文化想象,所创造出来的那一个对性抱持戒慎及丑化态度的新文化。”

如今在网上搜“强奸文化”,释义是指把性暴力看做是惯常行为的文化,其强调的不是如何制止强奸,而是如何防止被强奸,它将强奸归因在受害者身上的“受害者谴责”和“荡妇羞辱”,或是合理化男人性侵倾向,笼统概括“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这个概念最初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强奸文化”再次引起广泛注视。

如果讨论预防强奸,却不针对传统观念中存在的“强奸文化”氛围来进行改造,必然会产生“防不胜防”的恐慌感。

大陆性学家李银河曾提出“用身体伤害罪来代替强奸罪”,试图消解文化构建意义上对性的归罪化,而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性别研究学者柯倩婷也曾抨击“贞洁文化姑息了强奸犯”,并讥讽地为“强奸文化”连系着贞操观的性教育,给男性专门开了一堂守贞课规划,试图改变男人的想法。

不论是谴责和惩罚性侵者,还是同情和支持被侵犯者,如果不从文化观念上根除众人对性侵的偏见,那最终也会是整个社会的失败,蓝洁瑛的际遇折射出来何尝不是集体冷漠,和一个时代认知的悲哀,希望她的事件会水落石出。

撰写:萧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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