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百年迷思:要“妇道”还是要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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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6 14:08:10

“女人就是要做到少说话多干活,一定要闭上自己的嘴。”“无论丈夫说啥,我都说‘是、好的、马上’。”“男为天,女为地,女子就该在最底层。”“女人不该往上走,女强人没一个有好下场。”

近日,辽宁抚顺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女德班”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和热议。看到这“女德班”,不少人甚至要怀疑这真的是存在于21世纪的今天吗?可它的确就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中国还不是个别现象。

按照“女德”的标准,选美恐怕就是不守妇道了(图源:VCG)

2014年,广东省东莞市教育、妇联、民政、公安等部门就依法停办了“蒙正国学馆”的“女德班”,原因是其存在传播内容违背社会道德风尚以及超范围经营、无证办学等问题。这个“女德班”的著名语录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如果要做女强人,你就得切掉身体的女性特征,放弃所有女性特点”。

而今年早些时候,江西九江学院举办一场关于“女德”的讲座,主讲人丁璇提出的“女孩最好的嫁妆是贞操”等观点饱受舆论质疑,这也将对“女德”的批评推到高潮。

传递如此理念的丁璇,当时是一名受邀“巡回演讲几百余场”的“女德与礼仪资深专家”。即便当时舆论对丁璇和“女德”穷追猛打,但像辽宁省抚顺市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的“女德班”竟然仍旧存在,而且堂而皇之、受众甚多。

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在当下中国女性对于自身家庭和职场角色的定位是迷茫的:究竟什么才是“女人”?

当女人学做男人:连坏习惯也照搬

回想百年前成长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背景下的新女性,现代女性可能会感到汗颜:那个时代的女性勇猛多了。1907年,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并这样写道:“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她鼓励妇女自立:“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一来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她自己则走得更远:“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从日本归国后,她一直穿男装,上海市档案馆藏有她的男装照:穿着西式礼服,戴着帽子,拄着文明杖。

当时女权运动的先驱们,从服装、行动到谈吐,没有一件不是效法男性,以至于时人评论道:“服装简朴的地方,行动矫捷的地方,谈吐豪放的地方,固然十分令人敬佩;可是她们因为学得太厉害,连男性的坏习惯也通通学来。譬如衣服是乱七八糟,不修边幅;谈吐是粗里粗气,开口骂人;行为是奇离古怪,吃花酒,进妓院,都来:这些却不免太过于幼稚。可是她们尽管幼稚,总还是立脚跟在解放的路上:她们把数千年来的女训、女诫,一脚踢在云外。

正是有了女性解放思潮的启蒙,当时的知识女性才有了另一个选择:不再受困于传统大家族和父权,而是出走当“娜拉”。这也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伤逝》等小说出现的背景,虽然这些“出走的娜拉”结局可能不那么理想。娜拉走了以后怎样?鲁迅从事理上推想,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深刻地提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从“拟男”到“超男”:毛时代的铁姑娘

20世纪初的“女豪杰”在自我定位上以男性为赶超的目标,表现出“拟男”的特征。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国家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建设,此时涌现的“铁姑娘”已经不仅仅是“拟男”,而是在劳动力和生产力上全面向男性看齐,甚至超越他们。

以郭凤莲为代表的大寨“铁姑娘”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榜样。1964年,时年16岁的郭凤莲和同龄的二十多个姑娘组成“铁姑娘”队,参与农忙劳动。《人民日报》1965年3月8日刊发的《大寨精神  大寨妇女》赞誉她们像男青年那样猛打猛冲,经受各种考验,还曾单独超额完成割蒿十万斤的任务。

对“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些观念的宣传和引导,事实上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开始了。《中国妇女》杂志1949年6月刊将毛织厂织机组女工辛桂兰称为“生产女将”,报道了她在毛织厂开展的新纪录运动中赶超男同事的故事。辛桂兰认为,只有这样,女工才有“说话的权利”。除了“女将”,媒体还经常用诸如“穆桂英”“花木兰”的表达来表扬她们。

虽然在社会角色上向男性看齐,但“铁姑娘”成为“铁大嫂”后,所承担的家庭角色依旧,让她们比男性更累。有一位两岁孩子的妈妈给《中国妇女》写信,吐露自己白天上班晚上带娃的艰辛,疑惑为什么孩子的爸爸看上去完全没有因为有了孩子受到影响。这封来信引发了读者的大讨论,有人建议她“顾大家舍小家”,“对孩子不要太多牵挂”,“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会建设上来”;一个“有七个孩子还在工作的妈妈”告诉她,“关键是有吃苦耐劳的决心”,“善于克服困难”。都认为养儿育女是女性的天职,就没有人提出孩子的爸爸应该分担责任。

撰写: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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