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管制时代 知识分子正在走向“无能”

+

A

-
2017-11-29 04:37:52
今日话题

消解知识分子抗议的三种方式:
 
1.困在象牙塔。授予荣誉,给他诸多琐事,绑定在高校体制,让他疲于应付又不愿出走;
2.文人商业化。放他去追金逐银,成为既得利益者和被穷人眼红的对象;
3.你自出国去。你出你的国,说话我不理,反正有堵墙。

清高派

有一派特立独行的知道分子,姑且称为清高派,他们享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快感。大众沉默时,他们批判道德冷漠,大众关心了,他们又说乌合之众。他无视特权者一根手指的威力,却嘲笑网民朴素而真实的感觉。他们看似冷静,其实寂寞于话语权的落空,他们所要的,是清高的面子,以及居高临下的快感。这亦是权威心态的一种流毒。

聪明的官员

封建王朝有一类“聪明的官员”,审时度势,名为骂皇帝,实为给皇帝挠痒。他们知道骂什么不得罪当权者又取悦老百姓,就给皇帝顺个人情,一来为自己赚了清誉,二来证明朝廷有容人之量。知识分子里也有这类人,想做政治妓女又碍于皮相,一穷二白又嫌无人问津,所以学习“聪明的官员”,放空炮,专打没有人的地方,又摆出身先士卒的姿态,博公众同情。其实他最大的期许,不过是官老爷注意到他,于是以实践救国之名,行接受招安之实,终于修成正果,成了有门面的妓女。

制造热点

制造热点是转移矛盾的好方法,清理者如果苦于舆论的压力,他们会制造热点,通过喉舌和自己收编的网红大军,将大众视线转移,到时候,无论还没遗忘的人喊得多大声,都会被新热点淹没。这是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新困境。

成功者困境

一个写作者年纪尚轻时,世故不深,没什么可输的,于是他敢说话,爱发桀骜不驯的言论。这亦是一种现实策略,年轻人通过特立独行、飞扬神采引起权威和大众的注意,使自己不至于过于寂寞。

倘若这个作者有点实力,能抓住机遇,到一定阶段,他就会遭遇成功者困境。

表面上,他跻身名流,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说话有人听,有人服,有了话语权。可是,他如果没有清醒的意识,和对理想坚决的求索,他恐怕将失去“孤独的自我”,只会了做人的本事,说起话来,拈轻怕重,瞻前顾后,便是从一个锥子,活成了鹅卵石。

写作者需要关注,需要交流,但警惕“过多的交流”。要写出独特的作品,唯有提炼自己最深刻的精神困境,让自己在适当的孤独中保持独立的力量。这绝不是叫写作者悲观厌世、故意隔绝,而是要写作者始终保持一个有距离的姿态,审慎地站在狂热与泡沫一旁。身为作者,注定不该迷恋中心的权威,而要坦然于边缘人的角度,与孤独为邻。

大陆作家许知远就曾参与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图源:VCG)

消解知识分子力量

当一位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乃至更广阔的普罗大众隔绝开来,缩进自己的美学世界里抱团取暖,他便也可能是分化策略的囚徒,他自身也就不具备真正的抗争力。

消解知识分子力量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他们沉浸在精英与庸众的二元话语之中,让他们自觉鄙视工人和农民,鄙视一切不同于他们美学标准的群体,如此,知识分子便无法在心理上去真正认同他们,也不再有勇气去拥抱这个看起来混浊的世界。

今天的宣传媒介,似乎在集体贩卖“和解话语术”,我们很少再能看到不断地反抗的人物了,我们在将鲁迅供奉的同时,却也早就忘记了他“不断地革命”的思想遗产,也自觉将“一个都不饶恕”视为刻薄的话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年纪轻轻,却已然放弃尖刻,积极与一切污浊之物达成和解。在当代文艺作品自觉或无意识拼凑的图景里,反抗是必然导向虚无的,知识分子是要和工人农民乃至城市小资分道扬镳的,青年学生的运动是幼稚的,对暴力机器的控诉是无意义的,而那些被塑造出的“革命成功者”,也给我们呈现出“历史重复上演”、“新的统治者背叛革命”的故事。于是,青年对革命愈发不信任,青年对革命的理解,也狭隘地局限在武装反抗暴力政权这条线上,殊不知,还有文化的革命、思想的革命、话语的革命等等。革命首先在脑子里上演,然后才付诸行动,对社会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这一代青年也是被革命的,他们被迅速消解了革命热情和对矛盾的敏感,他们骨子里不再愿意反抗,甚至是一点点的不屈服,顺从,进而跻身既得利益者的群体,被蛊惑为仅有的生存之道。我们的焦虑部分来源于恶意的话语蛊惑,它限制了我们对知识的热爱、对理想的冲动,和对“不断的革命”的想象,它引导我们关心权力和金钱,暗示我们摆脱虚无的方式只能是成为政府要员、教授博士、地产富翁、超级演员,而非自由游荡、保持反思、轻易不妥协的“人”。到头来,我们不但一切都饶恕,一切都和解,我们也背叛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念,走入真正彻底的虚无。

中文系知识分子

在中文系待,便于多读书,但也有几个地方,中文系出生的知识分子需要留神。一是不说人话,一个美字,却要说“一种普遍意义上永恒而持续的美感”,二是书卷气,容易掉书袋,动辄平庸之恶、乌合之众、八十年代,这个我也有,三是自命不凡,还显摆出来。内心骄傲,这很好,怕就怕面对他人,真以为自己腾云踏雾,四是脱离乡土,学院经验、知识分子经验成了全部生活,五是论文气,一篇文章一定有“事实上”“某种程度”“对......来说”“存在”“如......所说”。

风骨

据说《最小说》的年轻作者很盼望郭敬明推荐,他的推荐能让小说销量多出几万册。功能如此,所以新书的腰封,常要写“某某人推荐”的话,哪怕那人只是人情应付一句,就如我们的朋友发文章,如果他要求点评,出于面子,我们的话总会体面一些。但这也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比如:很多新书的腰封盲目填充名人推荐,博一个眼球效果,又丑又夸张;一些青年作者,为了书卖多几本,或者早日跻身中心圈子,把脸都豁出去,奉承名人权威。国人有时候太重视面子,如果一个人夸了另一个人,好像他们就必须是好朋友似的,好像彼此就容不得批评,批了就是不合。要我说,真正的朋友不要那浅薄的面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也经得起朋友的批评。为了一句推荐,就处处恭维那人,这是没有风骨的做法。

幸运

消解知识分子抗议的三种方式:

1.困在象牙塔。授予荣誉,给他诸多琐事,绑定在高校体制,让他疲于应付又不愿出走;

2.文人商业化。放他去追金逐银,成为既得利益者和被穷人眼红的对象;

3.你自出国去。你出你的国,说话我不理,反正有堵墙。

但很多时候,这是幸运模式。

学院知识分子

学院知识分子深陷学术论文和官僚会议,修炼出一套规范的言语模式。这套模式在同温层里如鱼得水,却限制了他们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如果有志传播知识,知识分子要会说人话,要懂传播,不要把劳动人民视为乌合之众,不要死守自己的小书斋。可以做考究的学问,却不必把自己隔绝。

今天的学术论文,仍是说理的重要手段,论文的规范严谨,其他文类难以企及。但这种处处规范的写作方式、机械化的用语要求,既不阳春白雪,也不下里巴人,终归只适用于学术。知识分子可以把学术论文作为著书立说的手段,但要关照现世,必须掌握他法。这不仅仅关乎语言的美感,也需要倾听大众的意见。

文章好和让人懂,并不割裂。一流的文章,能把精深的道理简明道来。

但在我接触学院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愿意放下身段,他们走出学院,还保持着论文腔,看轻其他语言。

我想,说理远远不只论文一种方式,即便是早期的论文,也能文采斐然。只是,后来论文成了统治者规训知识分子的方式,所以在规整下要求更多。

学院知识分子该正视自己的不足,放下身段,好好说人话,积极和大众接触。在保持逻辑与原则的同时,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

而不是自我怜惜,别人不读他的文章,他便抱怨起别人的粗浅。甚至只求好文章被同温层的人赞赏。

如果一位学人,他学了良久的知识,写出的东西却无法突破同温层,没有关照社会不同阶层的力量,这是可以反思的。

回到现实

在中国,要了解更多人汇流而成的民意(包括农民、工人、小商贩、失业者等),还是要走实地。造势的网络媒体基本是被官方、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有青少年瓜分的,其它群体明明基数更大,却在这个场内失语。官方和资本家各有各的立场和企图,对很多事难免有虚假之词。青少年人多,年轻气盛,相对敢说话,但毕竟是受引导的,又碍于地位,掌握不了操控媒介的权力。知识分子比较尴尬,安心做学问的声音局限于小圈子,懂传播学的、懂营销的,声音传得开,但往往身兼资本家或政客。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独立于第三方的,太少。尴尬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回到现实,政府、资本家不把他当回事,民众也未必把他当回事,顶多束之高阁、敬而远之。

管制时代

国家通过命题与分流控制写作者,给予写作者表面上的创作自由。在驯服写作者的同时牢牢控制言论市场。

命题即指定或暗示写作者什么适合写,写什么有利于发表。同一个事件,又可以有不同角度,即便是敏感事件,不同角度写,社会影响和对读者思考方向的引导,也会不同。命题者可以关注敏感事件,但会提醒你什么角度才可能发表。

分流则用于管理和监控不服从于命题的作者,如果他们不服从,与官方阵营划清界限,便将他们引导至若干“自由”阵地(因为那些阵地可以满足他们的发表欲望),久而久之,这些作者就会集中在几个明显的阵地,而国家对他们的监控也能方便许多。

当一个作者有发表的地方,他的反抗欲会相对收敛一些,如果他们被集中于那些被定性为XX派的阵地里,甚至阵地被隔绝于墙外,他们的言论威力对公众也就消减殆尽。作者写的东西要服从于投递阵地的立场和调性,久而久之,读者读某一阵地上的文章,会倾向于它是媒体的态度,作者本人,并不太被关心。当你在XX派的阵地发东西,哪怕你的真实态度与该阵地的态度有出入,出入的部分也会在编辑修改和宣传中被消解。你也可以通过个人账号发布,但脱离媒体或刊物的宣传,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由此也可以说,这种服务于阵地立场的写作状态,也能宣告作者的消失。作者的个人意志被藏匿,作者实际上成为阵地的螺丝钉,一个好使的写字工具,而不再是一个坚持个人立场的作者。如果他要坚持,便割舍收入、名气甚至政治资源上的福利,走一条更有风险的路。

自我隔绝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对群体运动大抵很敏感、很厌恶,因为群体运动容易演化为狂热、激进甚至暴动,容易成为倾轧无辜个体的洪流。但也因为这种厌恶,知识分子内部就不容易集成群体,往往是单兵作战或二三铁杆同声,即便有联名行动,也只是个名义,本质上并没有群体的力量。那种联合笔战的态势很少见了。

这是对过去的反思和怀疑,客观上却也消解了知识分子的能量。至少,强力政府、武装力量乐于看见。知识分子内部撕裂太大,你会发现质疑知识分子,甚至推动污名化的,恰恰有知识分子的主动参与。一个当下的知识分子,他可能更愿意以个人的名义出场,以公民或职业的身份,但可能就不会说自己是知识分子。

所以,知识分子好像就不像个群体,不过是用个名义套住了个体们。这些个体搞不起运动(客观条件限制&自身能力)、没有武器(连笔杆子都是钝的),又很少与农民和工人深入接触(农民和工人宁愿靠自己,或者信领袖,城里的知识分子说话听不懂),只能在被“规范”的报刊杂志和新媒体发声,并不得不面对言论被符号消解、严肃被娱乐盖过的潮流,处于尴尬境地的他们,又能指望有多少力量......

所以,他们的选择多少也是时势使然,不是无心,实在是无力。

综编:萧炎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