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為什么要躲避大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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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1 04:15:28

【編者按】今天的世界處于一個“不確定性”狀態,從一定層面而言,這种“不確定性”亦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里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實際是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此在《聯合早報》撰文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討論。現轉发其文供參考。

毫不夸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于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尽管這并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发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当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鄭永年認為意識形態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圖源:新加坡國立大學官網)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台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当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据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么說,中國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发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尽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么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并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发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著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里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苏聯解體之后,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后,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尽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苏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著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斗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撑著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复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当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当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后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后數百年時間里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著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当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么創新。

明清之后,中國王朝變得越來越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发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于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斗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里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种“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于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么,中國就要反對什么;美國不做什么,中國就要做什么。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发,占据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种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关系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于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发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种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发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苏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种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复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种意識形態并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关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发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后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后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象中國能在19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当是永恒的原則,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斗爭,更不是用各种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关系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于意識形態、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編輯:苏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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