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病中评价毛泽东 党与军队对立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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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6 00:37:56
中共开国十大将排名第一的粟裕。(VCG)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持续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很快就结束了,邓小平等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们也陆续复出掌权,但文革最核心的遗留问题——如何评价文革为毛泽东一生盖棺定论长期未能解决。并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评价文革为毛泽东盖棺定论的问题,而是结束文革以来中共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局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明确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两个凡是派被清除出中共领导层后,就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成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从1982年3月《历史决议》文件开始起草,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举行了多次讨论会征求意见,多次修订,形成了最终的文稿。这些讨论会,由于大量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的参与,事实上开成了出气会。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称,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连朱元璋也不如他”,铁道部慕纯农提出“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等等。

相对于那些因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心怀怨气的老革命,可能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不大的人对于文革、毛泽东的评价与反思更具价值,这些人又被称之为“逍遥派”。中共十大开国大将排名第一的粟裕,早在1958年就因反教条主义整风远离权力中心,文革中并未受到大的冲击,也可算是“逍遥派”的一员,其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具参考价值。当然,粟裕也并非圣人,在评价毛泽东之余,对于个人1958年被错误批判仍未平反也有意见。

据中共官方编写于2006年出版的《粟裕年谱》记载,1980年11月24日粟裕因病未能参加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因而在看了《历史决议》草稿后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发言,提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粟裕的书面发言提出了六点意见,但《粟裕年谱》隐去了第四条:

第一点:“我赞成写决议‘宜粗不宜细’、‘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说透’的起草原则,要着重于当时环境、错误内容及其社会、思想、历史根源的分析,而不是过多的追究个人责任。我认为,在重大的根本性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第三点谈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他认为“毛泽东同志一生功大于过,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功伟绩高出于同时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一直凌驾于党之上,不仅制造了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究竟有多少民主也是很成问题的。他自己就公开说他是‘无法无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期的变化,这是一个悲剧。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的发生,应当说是有责任、有沉痛教训的。这涉及到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原则、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总结,引出几条基本的经验教训,永为鉴戒”。

第五点:“‘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强加给军队的。军队奉命‘三支两军’,我军是党所绝对领导的,当时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化身,以他崇高的威望,用党的名义,通过组织渠道,命令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是不可能有其他选择的。军队奉命‘三支两军’,不能因此责备军队,只能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去分析原因、总结教训。至于在‘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出了个别坏人,也有一些人犯了严重错误,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不这样看,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助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作为总结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设想军队同党对立,否则后患无穷。”

第六点:“我同意一些同志提出的军事上的路线是非也应分清。我认为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是错误的。批判‘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蓄意整人,扣‘反党’帽子。破坏了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对以后的军事建设和党的生活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案至今还没有正式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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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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