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抗争教派操弄政治 黎巴嫩的历史沉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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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黎巴嫩政府通过撙节政策和开征新税以因应经济危机,却引起自10月17日起大批愤怒群众上街抗议,引来黎巴嫩安全部队的镇压。抗议群众不满黎巴嫩政府的贪腐无能,要求官员们得降薪一半并不得加征新税;10月22日,又恰逢结束黎巴嫩内战的《塔伊夫协议》(Taif Agreement)签署30周年,群众高呼终结教派分权体制,并喊出了“阿拉伯之春”时期常出现的口号:“人民要求政权垮台”。

大批群众上街抗议黎巴嫩政府的经济政策与贪腐作为,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周遭俱是抗争者。(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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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穆罕默德阿明清真寺前的大批抗议群众。(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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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高擎国旗,攀爬烈士广场上纪念奥斯曼帝国统治时牺牲者的雕像。(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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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是黎巴嫩版的阿拉伯之春?恐怕不能这样看,黎巴嫩的危机仍根源于帝国主义干预的历史沉痾,尤其是教派体制,表面上维系各宗教各族群的平衡,实际上是利用法律保障各教派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并不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福祉。当前黎巴嫩官方承认的教派共有天主教马龙派(Maronite Church)、希腊东正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伊斯兰教什叶派、逊尼派、德鲁兹派等18股宗教势力,但实际上黎巴嫩存在的教派种类远超过此数。该注意的是,黎巴嫩境内的各派教徒原先都相处融洽,不少欧洲人在前往黎巴嫩时都诧异当地人竟不计较彼此的宗教差异,属于伊斯兰教的德鲁兹(Druze)教徒竟然还会陪伴马龙派教徒上教堂。这种多元共存的荣景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微、欧洲列强趁机进逼渗透后,才有了教人心痛的转变。

英国、法国、俄国都处心积虑地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广袤疆土,并利用宗教事务为借口干预奥斯曼内政。早在1535年,法国就出于对抗奥地利的需要,和奥斯曼帝国缔约联盟,并取得贸易与插足耶路撒冷圣地的特权。1649年法国宣布黎巴嫩马龙派归自己保护,并直接任命当地权贵担任法国驻贝鲁特领事。由于部分马龙派曾在十字军运动时充当欧洲人帮手,因此欧洲人在黎巴嫩各支基督教派里对马龙派较有好感,这也导致马龙派在日后得到更多扶持,最后成为左右黎巴嫩政局的最大基督教势力,同时也引发各教派间的矛盾。

接着在1740年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又签署条约,令前者取得黎凡特(Levant,泛指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斯曼境内转口贸易的优势地位,以及确认法国乃圣地天主教保护者。但1744年俄国在击败奥斯曼后签订《库楚克开纳吉条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俄国在条约中也取得保护奥斯曼境内基督徒的权力,甚至还可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不受奥斯曼管辖的东正教教堂。这些争夺基督徒保护者的举措引发法俄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刺激奥斯曼帝国挑拨宗教矛盾来强化对黎巴嫩的控制,借以抵销列强对中东的渗透,而英国也顺势在德鲁兹派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结果在种种外来势力的分化下,最终导致黎巴嫩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在19世纪多次冲突。

黎巴嫩爆发宗教冲突后,令欧洲列强见猎心喜,更有理由对奥斯曼内政见缝插针。在英法两国的要求下,奥斯曼改将黎巴嫩划为南北两区分而治之,北区由马龙派治理,南区则交给德鲁兹派统辖。但事实上各种教派在黎巴嫩犬牙交错地杂居,根本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因此强硬分割成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立的南北区,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只是提供机会让英法在南北各自扩张势力,同时也加剧受英法青睐的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摩擦。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结束后,英法暂时压制俄国的气焰,遂得以放开手脚在中东展开更激烈的掠夺。1861年列强施压奥斯曼许以黎巴嫩自治省的地位,且不得驻军、不得征税、不得要求黎巴嫩人服兵役,当地首长得由经列强认可的基督徒出任,奥斯曼苏丹仅保有名义上的任命权。同时黎巴嫩建立起依据各教派人口比例分配、一共12人组成的省行政参议会,省下各区区长亦得出自当地最具优势的教派,从此教派分权体制正式走上黎巴嫩的政治舞台,并在受法国殖民和独立后继续被保留和加以修改,其影响十分深远,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并非黎巴嫩依本地民情自主设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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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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