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存废大论战 折射近代中国存亡焦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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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俞樾撰写《废医论》攻讦中医之后,随着西方科学的强势传布,中医的地位与效用日益受到挑战。中华民国建立后更在新式教育学制里彻底排除中医,结果引发轩然大波。此前《多维新闻》已刊出《中医存废大论战 折射近代中国存亡焦虑(上)》,此为下篇。

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出席者几乎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或不懂医事的官员,包括余岩在内,没有半个中医参与。结果余在会议上竟提案要求“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兼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胡定安(1898年─?)也帮腔道:“先父是一个中医,设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对到底”。最后卫生委员会竟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决议取缔宣传中医的杂志报刊、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禁止旧医诊治法定传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则是所有中医得在一年内登记领照,国民政府却又规定中医训练期限为五年,这无非是断了所有尚未结业的中医学生的悬壶济世之路,落日条款一出,待现有的老中医逐一凋零后,中医便将自然消亡。

倡导废医存药最力的西医代表余岩,向国民政府提案要求废除中医。(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如此狠毒的法案通过后,立刻炸出全中国中医界愤怒的声响,281名中医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反对废除中医”等口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者之一包识生(1874─1938年)痛斥道“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

各地商铺、报馆、药业工会、甚至南洋华侨也都纷纷给予支持。最后在庞大的民意压力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该议案,但卫生部竟声称“查中医一案,本部力主提倡……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彷佛忘了通过废止中医案的主管机构究竟是谁。

不过,有废止中医之心的国民政府,又紧接着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这种说词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国民政府一面拒绝明订中医课程和学系,一面又指责民间中医学校不够科学化,故要予以降格,这岂不是逼民为贼?因此又惹起中医不满,蒋介石遂下令撤销。但教育部和卫生部竟又呈文给行政院,主张既然不能叫传习所,便改作“称为中医学社,俾成为学术团体……非摈弃中医于学校系统以外,实欲中医有自由发展之机会,不受教育规程之限制”。如此荒谬的论据,行政院居然采纳并通令推行,致使中医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1931年,在中医界推动下,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国医馆,期许借此保存中医教育命脉。(凤凰网)

虽然中医界后来改变战术,改要求国民政府设立国医馆、再附设国医学校,借此令中医教育得以不辍。接着再推动立法院制定《国医条例》,期许替中医争得与西医平等的法律地位,毕竟西医早已有《西医条例》保障权益。结果立法院余1933年更名为《中医条例》后准允通过,但力主废中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竟悍然拒绝颁行,迟至1936年才在各方压力下公布。这不仅显尽国民政府打压中医的丑恶,更揭露国民政府罔顾民意、知法却不守法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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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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