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粮” 粮食危机如何摧折中国历代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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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4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宣告将提高粮产能力、加强储备管理、建设现代粮食流通体系、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等四大政策。紧接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又于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合作举办“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倡导“粮食安全,人人有责”的理念。加上习近平、李克强等人多次强调粮食安全问题以及下令清查粮库,显见中国对粮产问题的重视非同小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一)曾多次视察农田,强调“粮食安全得靠自己”的主张。(新华社)

《汉书》有云“民以食为天”,能否让人人温饱向来是中国历朝的重大统治难题,一旦遇上灾荒或粮运受阻,连皇帝都得跟着挨饿,何况是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上层阶级的普通百姓;反之,仓廪充实、转输便利的话,人民不但衣食无虞,还能成为王朝出外征战的后勤补给力量。例如关中地带(函谷关以西,今陕西渭河流域一带),在秦汉两代先后修建郑国渠与白渠之后,灌溉良田起码四万余顷,庄稼丰收的百姓乐得讴歌曰“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而这充沛的粮食与富足的人力,自然就成为秦汉王朝统一天下、制御外族的最佳优势。

然而,当气候逐渐转寒、华北生态又屡遭兵燹破坏之后,中原的粮食便时常得仰赖江淮流域供应,促使古代王朝得修建运河接济米粮。例如隋唐王朝虽也定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但当时的关中平原在几百年动乱之后,生产量早已衰退到无法自给,加上大量功臣贵族占有良田和私设碓硙(舂米和磨粉的用具)侵夺水源,使得雍州长史长孙祥(599─659年)不得不向唐高宗(628─683年)上奏:“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灌溉面积竟缩减剩四分之一,损失十分巨大。到了唐代宗(726─779年)时期,更是只剩6千多顷水田受溉。这样窘迫的物力,使得唐宪宗在敕书里也不由得叹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物力有限,水旱相因,岁月既深,凋瘵亦甚”。

关中衰退、粮食仰于江淮的困境,就是一旦漕运受阻或遇上歉收荒年,连皇帝都无能为力,只能下诏饥民前往物资较丰沛的山东(又称关东,即函谷关以东地区)自寻生路,甚至皇帝也时常亲自率领百官奔赴作为漕运中心的洛阳“就食”,例如隋文帝(541─604年)、唐高宗、唐玄宗(685-762年)等帝王俱有数次因灾荒往返长安与洛阳之间的记录。而武则天(624─705年)定都洛阳之举,除了有远离拥护唐室的关陇集团官僚的用意外,洛阳方便提供粮食金帛也是不得不迁就的现实。

等到安史之乱后藩镇林立,唐朝中央得到的贡赋减少,因此更依赖江淮的给养,若发生乱兵骚扰运河的事变,轻则“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重则禁军也跟着掀起反旗。唐德宗贞元二年(786),由于仓廪物资枯竭,禁军已气得在道路上大呼“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开始酝酿造反的念头。幸好镇海军节度使韩滉(723─787年)此时自江浙运来米三万斛,唐德宗得知后立刻欣喜地奔告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作为一国之君,竟被粮食逼成这般境地,也实在颇失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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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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