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礼仪之争 终以教廷的退让宣告结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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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年间,罗马教廷曾与清朝爆发中国教徒能否祭祖祀孔的礼仪之争,这牵涉到利玛窦以降的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是否正确、以及传教路线的总检讨。但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反帝反殖民思潮的兴起,加上教廷本身的势蹙,迫使教廷开始转变对中国礼俗的政策。此前《多维新闻》已刊出《数百年礼仪之争 终以教廷的退让宣告结束(上)》,此为下篇。

刚恒毅在目睹国民政府推动收回租界、争取关税自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努力,预感到法国的保教权迟早会被撤销,因此一面建议法国驻华使节干脆将该权力转移到教廷手上,一面与国民政府磋商《中梵条约草案》,打算往后由中梵直接洽谈宗教事务,不再让列强插手,也能趁此摆脱教廷是列强爪牙的恶劣形象,结果引来法国更激烈的反弹。在法国的施压下,教廷与中国签约建交的尝试只得暂告中止。不过,在礼仪之争方面,教廷反而取得进展,博得中国社会的部分好感。

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计划扭转天主教在中国的形象。(The Far Sight网)

原来刚恒毅初抵中国后不久,就积极探询各地传教士面临的阻碍,深明禁止祭祖祀孔是导致天主教观感不佳的主因,也理解浓重的帝国主义作风更败坏天主教名声,故打算着手解决这争端。接着当1929年6月国民政府将替停灵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遗体,迁葬至南京举行奉安大典时,受邀出席的刚恒毅在理解该典礼并无宗教意涵后,率先打破教廷长期以来禁止向死者与灵位行礼的禁令,跟着众人朝孙中山灵柩行三鞠躬礼,教廷在事后也认可他的做法并无不妥。尽管不久后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校都得悬挂孙中山遗像并行鞠躬礼,教廷又重申礼仪禁令,但刚恒毅的举动,无疑显示教廷在此事上已逐渐松动。

不过最终刺激教廷转变的直接因素,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弹。当日本推广神格化天皇的神道教后,日本天主教徒时时为了要不要进入神社参拜而苦恼。1932年,耶稣会在日本创办的上智大学师生,因有两名学生在靖国神社内拒绝行礼,导致日本文部省(今文部科学省前身)向该校发出警告。东京总主教在取得前往神社仅是要表达爱国忠君之心的官方声明后,立刻回报给教廷,教廷遂指示“可以被容许”(Tolerari potest)。

待标榜“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日本傀儡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时,满洲国将祭孔规定为法定活动,以示遵从“孔孟王道”,这又迫使教廷在1934年询问这是否隐有宗教性,结果得到回答:“向孔子致礼的典礼只是于外在行为对他表达敬意,然而这些典礼绝无任何宗教意涵”。而在同一年,接替刚恒毅的第二任宗座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亦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询问祭孔的用意,同样得到这不包含神学意味的答复。在此之后,教廷终在1939年顺应时势,正式颁命解除祭祖祀孔的禁令,并禁止再度挑起中国礼仪论争。

若回顾礼仪之争初起时的教廷态度,将发现教廷的改弦易辙其实十分讽刺,因为1700年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年)、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年)等人就曾联名向康熙皇帝递交请愿书,叙述自身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希望在得到康熙的肯定后,以此为后盾向教廷表示祭祖祀孔并无迷信之义。岂料反被教廷猜忌成这是中国君主打算侵犯宗座权威。但进入20世纪,教廷反而又重新采用耶稣会的法子,利用官方声明替自身解套。这除了显示教廷的软化外,中国汹涌的反帝反殖民浪潮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墨西哥亡灵节,正是天主教与当地原有信仰融合的代表节庆。(VCG)

再说,基督教初起之时,正是因吸纳和融合各地风俗,才能迅速传播于欧亚各地,教皇的统治层级也是模仿了罗马帝国的政制。即便在征服美洲时,天主教会成功大幅扩张的其中一项原因,亦是由于糅合当地的原有信仰,如墨西哥的亡灵节(Día de Muertos),便混有基督教万圣节与万灵节、以及阿兹特克(Aztec)文明的仪式;还有瓜达卢佩圣母(Virgin of Guadalupe)信仰,也来自圣母玛利亚(Miriam)和阿兹特克大地女神托南特莘(Tonantzin)的结合。因此当天主教失去包容的弹性后,其势力便注定衰颓,在中国亦是如此。若不能尊重当地的民情文化,一味强推自身价值观,无论是天主教或其他思想,都没法得到当地人的认同与学习。所以教廷如欲想同中国大陆建立更牢固的友谊,这段礼仪之争的往事必不能不熟知,否则将仍被视为颐指气使的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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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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