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敌汉奸到民族英雄 袁崇焕形象大逆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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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8月开始,台北故宫推出“院藏清代历史文书珍品”特展,其中便有乾隆皇帝指示广东巡抚尚安寻找袁崇焕后人的纪录。这起事件,表面看似单纯的查访忠良之后,实则牵涉袁崇焕的重新评价、以及统治者的政治深意。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乾隆皇帝批览历经多年始告修成的《明史》时,明朝末年遭崇祯皇帝下诏磔杀的疆臣袁崇焕(1584─1630年)引起了他注意。在仔细阅读过袁崇焕的事迹后,乾隆皇帝在翌日向军机大臣感慨得谕示道:“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广东巡抚尚安向乾隆皇帝奏报关于寻访袁崇焕后裔的结果。(塗柏铿/多维新闻网)

袁崇焕生前坚守辽西防线,抵御欲进窥中原的女真兵马,并于明天启六年(1626)宁远之战时,给了当时势如破竹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鲜有的败绩;天启七年(1627)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再度痛击登位不久的皇太极大军。接连两次重大胜利,让原本对后金连连败退的明朝君臣一时士气大振,兵部尚书王永光也称许宁远大捷的意义是“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终止八年连败、丢失辽沈的难堪战果,让后金明白明朝不是毫无将才。袁崇焕亦向天启皇帝上疏建议,只要给六万兵马防守四城与“且耕且筑”,“四年便可制胜”。

王永光接着赞誉袁崇焕道:“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建议将山海关外的所有军政大权全授予他做主,俾使其能致力抗敌,朝中各位大臣也多讴歌袁崇焕的功劳。待有志中兴的崇祯皇帝继位后,遂下旨敕封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将河北、东北与山东多处的军务都交由他统筹。手握重兵的袁崇焕荣膺此命,不禁志得意满地向崇祯皇帝夸下海口“计五年,全辽可复!”

为了避免在前线苦战时遭朝中百官中伤掣肘,袁崇焕还向崇祯皇帝奏道“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要求皇上不能听信臣僚的三言两语就打乱自己的部署。崇祯皇帝立刻安抚他“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随即赐予尚方宝剑,让袁崇焕在关外享有便宜之权。这下子,袁崇焕有兵有权,又有皇帝的无比信赖,可说是最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收复辽东应指日可待。然而没想到在短短数年后,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领大军绕道蒙古袭击京师(今北京市),袁崇焕闻警急忙率兵千里驰援,竟遭崇祯皇帝认定纵放敌军,判处“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崇祯皇帝甚至还两度亲自审讯,最后论处“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的重刑,一代名将顿时成了通敌叛国的汉奸。

原本颇受崇祯皇帝倚重的袁崇焕,最后反遭认定通敌叛国凌迟处死。(VCG)

袁崇焕一死,《明史》惋惜道“天下冤之”,描述当时明人都以为袁崇焕受冤而死,然而这是清朝替袁崇焕翻案的语句。事实上,当袁崇焕下狱后,只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平民程本直等少数人上疏营救,恳请崇祯皇帝念在彪炳战功赦免袁崇焕,其他原本交口称誉的百官们,此时竟一味迎合处于盛怒的皇帝,纷纷落井下石抨击袁崇焕“误国”。但安在袁崇焕头上的两大罪名,议和之事,本是袁崇焕用以阻挡后金攻势的缓兵之计,崇祯知悉后还“优旨许之”;至于杀死镇守在皮岛(又称椵岛,位在鸭绿江口,今属朝鲜平安北道)的总兵毛文龙之举,虽然毛文龙也有一把皇上御赐的尚方宝剑,袁崇焕属违制杀害,但崇祯“亦甚喜之,褒谕倍至,不嫌其矫诏”。故总的来说,崇祯皇帝与朝臣们以这些昔日允许的举措怪罪袁崇焕,未免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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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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