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 李大钊戮力改造旧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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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主义震烁欧美之时,深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亦乞灵于彼,欲循此摸索出救亡之道。但如要让马克思主义发挥影响,就得先引介进来后,再结合社会实情中国化,而在此间扮演思想要角的先驱者,即被誉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般人对李大钊致力党务、开展工人运动、鼓吹国共合作、策动冯玉祥的事迹可能较耳熟能详,忽略他原本的学者身分与成就。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化实居功厥伟,并非只有起而行的积极性,亦有坐而言、奠定行动理论的贡献。毕竟,若不先廓清旧风气、替新学说铺砖筑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生根?

1918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还有推动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希冀培养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同时李大钊还于1920年从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英译本,透过陈独秀借给陈望道,以翻译出最早的中译本,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极好的壅培。待稍成气候后,1920年8月,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等人便于上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距今99年前的10月4日,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亦发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昌、长沙、济南等处也陆续建立类似组织。最后各地方小组于1921年7月合流,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革命历程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李大钊(右一)是向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并写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史学要论》。(腾讯网)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社会实际情況相结合,决不是简单地囫囵吞枣译介过来即可,必得证明其适用于中国。李大钊深谙此理,因此戮力在史学领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以及试图借此解释中国历史。由于史学在当时被视为改造国民性格、培养民族主义的利器,故有识之士都想赋予中国历史新的诠释、进而指明中国未来的前途。注重理论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自然也不例外,自始至终都没忽略过占据史学阵地的领导权。

早在1902年,梁启超便以《新史学》一文惊破士人,渠痛斥旧史学“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欲要彻底瓦解旧史学的权威、以新史学培养中国人民的爱国心。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质疑中国传统、整理甚至废弃国故的思潮风起云涌,顾颉刚开创的“疑古派”更彻底动摇中国信史的可靠性。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诋毁中国文化、改采拉丁字母、推广世界语之类的主张实在过激也不切实际,但也扫除了旧思想的束缚,同时让我们明白时人对“救国保种”的痛切之心。李大钊便是在此时乘势而起,搭上了构建新史学的列车。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呼吁“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呼应梁启超以来的思想趋势,但尚未公然宗奉马克思主义为考史圭臬,但已开始批评“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接着李大钊刊载《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开始简要地介绍唯物主义史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核心概念,并称许道“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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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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