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发动九一八事变 国际联盟选择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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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一小段柳条沟铁路之后,诬指中国军队犯下此行,再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侵略。而在事变发生前就已察觉日军蠢动的国民政府,却因蒋介石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还于8月16日特地密电主政东北与华北的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叮嘱道“无论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 我方应不予抵抗, 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 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结果当日军一进攻,东北军几乎均在张学良的授意下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没遇上什么激烈的战斗便迅速囊括东北全境。得意的日本军方遂提出《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决定“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公然肢解中国领土,炮制满洲国的诞生。

而南京国民政府面对东北的沦陷采取什么对策呢?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指东北三省)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张学良、顾维钧等要员也认为比起开战,诉诸国际联盟最有效,何况这是关东军的独断行动,并未获得日本政府授权,因此利用国际舆论向日本施压,或许还有扳回一城的余地。要是在日军未撤的情况下谈判,中国的损失恐怕更大。国民政府遂电令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向国联发出照会道:“本代表奉本国政府训令, 请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 立采步骤, 阻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 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

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华日军。(VCG)

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还乐观地声称:“满洲在国际交通上地位重要, 若为他国占领, 则国际势力之均平必见破坏, 而沿太平洋岸各国之地位, 必发生重大危险, 且势必引起国际战争”。但悲哀的是,东北在国际上地位重要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与天然资源以外,中国自清末以降的积弱形势导致日本、俄国、欧美咸有染指的野心,才使东北形势复杂化与国际化;如今还得利用列强自身在东北的利益,诱使强权保护中国领土,不啻是种弱国的无奈。

这种将国运寄托于他国垂怜的策略,很快就碰上挫折。当时的大英帝国经济动荡,不欲在远东与占有地利的日本冲突;且自从国民党北伐后,被革命群众目为帝国主义首脑的英国遭逢租界被收回、货物被抵制的下场,因此对中国颇冷淡。表面上声称要保障中国门户开放的美国,也正谋求同日本合作对华投资。法国则更是赤裸裸地替日本张目,驻华公使韦礼德(Henry Auguste Wilden,1879─1935年)竟于1931年11月向顾维钧建议“如日本先将东北交付所成立之新政权, 再由中国向东北新政权自行收回, 或系一种办法”,结果立刻遭顾维钧断然拒绝“此种办法, 直与不交还无异”。只有苏联稍微积极,一边指示中国共产党鼓动罢工和学潮宣扬抗日意识,一面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共谋遏制日本。但因苏联对华援助力度不够、加上支持共产党、不肯撤退外蒙古驻军,使得国民政府对彼仍有疑虑,双方遂无法组织成更坚实的联盟。

在列强各怀鬼胎的诡谲情势下,国际联盟行政院开始讨论中国的控诉案。面对施肇基的指责,日本代表芳泽谦吉竟颠倒是非,宣称关东军不过区区1万人、在沈阳也才500人,怎敌得过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军?因此日军绝无主动攻击。芳泽谦吉的借口,分明是利用中国的不抵抗政策来粉饰日军的侵略行径。施肇基对此气愤地声明可派遣调查团到现场探查、事实不容捏造。英国代表薛锡尔(Robert Arthur James Gascoyne-Cecil)则美称日本与英国都是国联的重要支柱,要求中日双方各自撤退军队结束冲突。芳泽谦吉接着趁机要求需要等待母国补齐数据后再行开会,薛锡尔也一搭一唱地附和,第一场讨论九一八事变的国联会议遂在虎头蛇尾的情况下暂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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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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