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多年 战后遗留化武仍在残害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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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是个振奋中国、以及其他饱受二战肆虐的受害国人民的光辉时刻,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由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于9月2日派遣外务大臣重光葵等要员登上停泊在东京湾上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USS Missouri)签订《降伏文书》、正式向盟军投降。不过,日本打从一开始就没真心接受过战败的事实,再加上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反共堡垒而刻意纵放右翼势力、压制日本左翼,导致日本政府迄今仍不肯真诚面对战争罪责。迄今为止,日本仍采取修改历史教科书、官员粉饰或否认侵略罪行的恶意行径,造成中国及东亚各国人民精神上的极大痛苦;至于对中国人民身体最直接的危害,则莫过于不时发现的日军化学武器遗存。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由于日军施用毒气,故佩戴防毒面具以免误伤友军。(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将中国军民当作试验各类武器的实验品,实施过多次细菌战和毒气战,尤以后者造成的杀伤和散播的恐惧为大。1932年,日军侵攻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上海市政府便急电蒋介石道:“日军以我阵地之难攻,拟用国际公法未禁之催泪弹及催咳弹与瓦斯炮弹”,显见时人对日军使用毒气的恐惧。在多场战役中,日军还使用空袭、炮击、或隐藏伪装等多种方式施放毒气,如1939年《中央日报》刊载:“敌机三十余架,十日自鄂入豫境,经嵩洛等线西飞,曾在洛阳洛宁投下炸弹多枚,其未爆发之弹形物质六枚,经军事当局派员赴庙湾等处挖掘,顷已挖出十磅重之炭酸瓦斯罐二个,内储瓦斯三磅半,经查所投之瓦斯,又名一氧化炭,为窒息性瓦斯之一种”。

1938年5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布训令,提醒民众称:“据报近日沿江各镇已发现大批含有毒素味辛辣之咸盐,闻系倭寇在芜湖盐仓撒毒后,用兵舰运投江岸,再由汉奸辗转运至各城市售卖,毒害吾民”;《防毒月刊》则刊登坊间出现日本撤退时刻意遗留的毒香烟,将导致“气味冲脑,鼻口流血,顿时晕倒”;1939年日军在随枣会战战败撤退之际,竟将毒气罐藏入烧毁屋舍的墙壁内,令不知情的民众以为是食物罐头,结果打开后登时中毒。更恶劣的是,日军还利用中国俘虏或降民施毒,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就报告称:“在未接近我阵地前,大呼同志不要开枪,我们都是中国同胞。及接近我阵地,即投掷毒气手榴弹,我军中毒者,均全身麻木”。

这些事例都显明,日军除了明火执杖地对中国军人施放毒气之外,连普通百姓都不放过。根据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编纂的《烽火岁月下的中国妇女访问记录》,一名经历过抗战的受访者裴王志宏女士也回忆称,自己曾拿过日军给的小饼干回家,结果立刻被母亲责难“吃了把你们都药死”、将饼干抛给狗吃食。尽管狗吃了后仍活蹦乱跳,但也能看出当时中国民间对日军投毒的畏惧有多深。

面对日本在军事、经济、以及科技上的全面优势,国民政府能招架的筹码并不多,尤其是抵抗非正规武器的毒气弹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蒋介石在闻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毒气战的先例和日本的野心后,也于1932年命李忍涛成立“军政部学兵队”,专研化学武器、防毒器具、化工人才的培养,以达到“化学兵器,亦将来战争所必需,吾人必须急起直追,以故国防”的目标。同时蒋介石还密令宋子文等人向美国悄悄购买“购百磅弹五百枚、五十磅弹五百枚,气窒致病弹与毒毙弹各半数”,并委请德国专家协办氯气厂、硝酸厂等化工厂,希冀能在短期内济战时之需。

然而由于规模小、资金不足,加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颇落后,使得产能与技术大都得仰赖外援,加上国民政府腐败导致的低落效率,令蒋介石气愤地责骂:“毒瓦斯厂究竟何日成立,何时可以出品?如不能出最毒烈之瓦斯,即粗者亦可中所预备与筹款举办此事者已逾一年半,而当时所谈者,乃不过数月即可出品,而至今犹一无所见!”加上训练完成的学兵队大都担任防毒教官,在战场上也仅是用一般火炮回击,而非蒋介石原先料想的化学武器。因此虽然中国在战时勉强具备制造三七式黄磷抛射弹等少量化学战剂的能力,但实在缺乏施用的战力和载具,没法在战场上发挥多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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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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