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至近代 日本图谋西藏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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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论及藏独势力与海外国家的勾结时,一般人当下想到的往往是高喊“人权”或“宗教自由”的欧美官员,殊不知日本对藏独的支持也颇为积极,令达赖喇嘛不时得以前往日本“弘法”或是赴日本国会演说,并得到不少官员的出席致意或主流媒体的大幅报道,热度丝毫不逊于欧美国家。最重要的是,日本对西藏的关注可非近年才有,早在19世纪末,日本官民就积极公开或秘密地进入中国以搜集情报或结交政治高层,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洋埠林立的上海、清室龙兴的东北、再到森严旷远的西藏,几乎都有日本人的踪影。而这一切举措,都是为了日后夺取中国、满足日本扩张的野心。

日本渗透西藏的方式主要有两端,一是以传教、求法为名进入西藏,或化名变装潜入;二是“以藏制华”,煽诱西藏各“活佛”独立,或是吸收藏人为日本服务。当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宗派也采取变革以迎合昂扬的军国精神,以免在神道教的冲击下遭边缘化,于是纷纷派遣僧人往中国传教刺探,并称之为“清国开教”,但实际上清朝从未允许日本可像欧美基督教般在内地布道。而西藏做为佛教重镇,若能掌控的话,日本自忖能得到信仰上的领导权,还能借此笼络蒙古,故对当地文物、民情和宗教源流无不细细搜罗钻研。

隐藏身分、打扮成喇嘛的日本僧侣河口慧海(Naver网)

首开先河的是净土真宗派东本愿寺僧人小栗栖香顶(1831─1905年),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但印度与中国的佛教先后衰颓,因此得由日本带头提携中、印,才能对抗基督教的兴起,十足展现日本为上的思维。1873年,小栗栖香顶游历上海、北京等地考察,并在北京雍和宫跟随青海东科尔寺的驻京“活佛”第九世东科呼图克图(1820─1883年)学习藏传佛教,并根据魏源《圣武记》,以及《大清会典》、《元史》等资料写下《喇嘛教沿革》,向日本介绍西藏历史,激发更多人前往西藏一探的企图心。1901年,东京五百罗汉寺的黄檗宗僧人河口慧海(1866─1945年),以求经为名先后两次进入拉萨,并隐藏日本人的身分,还成功见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年)。河口慧海回国时带走大批佛经、佛像、佛画、动植物与矿物标本,日后撰就《西藏旅行记》一书,大大增进日本对西藏的了解。

东本愿寺出身的寺本婉雅(1872─1940年)恐怕是与日本军国主义牵扯最深的人,他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以日本陆军随军翻译的身分前往北京,趁机盗走两套藏文《大藏经》,翌年又哄赚雍和宫的格鲁派“活佛”阿嘉呼图克图(1871─1909年)面见日本天皇,借以向蒙藏地区宣扬日本国威。接着又接受日本外务省所托,以“西藏蒙古研究生”名义数度潜赴青海、西藏、山西和北京等地活动,最后于1906年成功接触到因英国入侵而出逃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其鼓吹“亲日”或“藏独”思想。在寺本婉雅与日本外务省的暗中安排下,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在山西五台山会见西本愿寺的代表大谷尊由,双方达成互派留学生的约定,令日本从此能培养亲日藏人。

日军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1852─1919年)还另托寺本婉雅赠送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支十连发手枪与邀访日本的信函,时任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1864─1924年)向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1855─1911年)汇报真正用意:“福岛中将的希望是通过达赖喇嘛向我国派遣视察员,自然地与西藏建立关系⋯⋯以后邦人入藏,亦可利用本愿寺的名义,这是最为稳妥的方法”。尽管稍后日本因担忧引起外交纠纷而打消邀访的念头,但对西藏的图谋仍没消停。至于大谷尊由又是何许人也?乃兄正是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也就是派遣橘瑞超(1890─1968年)探险队攫夺敦煌藏经洞与新疆文物的始作俑者,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政治与文化采取的渗透与劫掠是多么有计划和详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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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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