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台之争:清朝治理台湾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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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30 01:03:14
清代收复台湾的康熙皇帝(图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康熙之所以收复台湾,表面上看是出于“靖边患”,消除台湾郑氏对东南沿海的威胁,根本上还在于根除台湾这块最后的反清复明基地。清廷上至阁部下至福建前线绝大多数官员对台湾的认知仅限于此,至于收复台湾后如何善后,从未纳入议程。而当台湾郑氏于公元1683年投降后,清廷首先面对的问题并非如何治理台湾,而是台湾的弃留。

弃台之争

也正是因为清廷在收复台湾前并未考虑如何善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6月26日,负责收复台湾的施琅在攻克澎湖后,即在向康熙报捷的《飞报大捷书》中提出了台湾弃留问题,“(台湾)克扫之后,或去或留,臣不敢自专。合请皇上睿夺,或遴差内大臣一员来闽,与督臣商酌主裁,或谕令督抚二臣会议定夺,俾臣得以遵行。”随后,施琅又三次上疏谈及台湾弃留,将这一问题摆上了台面,也拉开了台湾弃留之争。

在康熙看来,收复台湾只是“靖边患”——消灭台湾这个反清基地的手段,至于台湾本身则是“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如何处置无足轻重。部分官员则投康熙所好,提出台湾“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即主张放弃台湾,将台湾汉民全部迁居内地,形成弃台派。

以福建巡抚金鋐为代表的地方官吏则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如派兵驻守,不仅糜费粮饷,而且鞭长莫及”,提出放弃台湾退守澎湖。就连举荐施琅平台的福建籍官员、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李光地,也主张放弃台湾。“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宽通贡”,就算是荷兰人在清廷弃台后重新占据台湾,“亦听之”。

尽管弃台论在当时的清廷内部声嚣尘上,但可能是出于对台湾的无感,或者说并不看重这一问题,康熙本人对于是否弃台不置可否,将皮球踢给了议政王会议大臣。1683年8月15日,康熙在接到施琅第四份上疏后,御批“令议政王大臣会议以闻”。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一脚将皮球踢给了福建前线,“台湾应弃应守,俟郑克塽等率众登岸,令侍郎苏拜与该督、抚、提督会同酌议具奏。”

1683年12月,清廷分别收到了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两份关于台湾弃留的奏折。姚启圣在奏折中从现实层面入手,提出一旦放弃台湾将可能前功尽弃,海患再生,东南不宁,提出留台。“今幸克取台湾矣,若弃而不守,势必仍作贼巢,旷日持久之后,万一蔓延则再如郑贼者,不又大费天心乎?”

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又更进一步,首先从战略高度提出台湾是东南沿海的屏障:“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及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进而以亲身经历提出台湾并非不毛之地,乃是“野沃土膏,物产利薄,耕桑并耦,鱼盐滋生,……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

最后,施琅又提出,台湾既成为清朝领土,“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将台湾汉民迁居内地不仅台湾人不满意,费时费力,还容易滋生事端。更有曾经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荷兰人再占台湾,“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彼时复动师远征,两涉大洋,汪波不测,恐未易再见成效。”因而,施琅提出就算台湾是不毛之地,“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

姚启圣、施琅作为当时清廷最了解台湾,对台湾最有发言权的官员,两人上疏主张保留台湾无疑使康熙重视起台湾来。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正月,廷议姚施二人奏折时,康熙一锤定音——“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至于如何守卫台湾,则交由“福建督、抚、提、镇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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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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