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习近平八次特赦 邓江胡为何不实行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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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8 10:26:07

中共建政70年来,毛泽东时代实行过七次特赦,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从未实行特赦,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曾于2015年实行特赦,今年准备启动第二次特赦。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建政70周年之际特赦决定草案的议案进行审议。如果决定通过,这将是自中共建政以来第九次特赦,也是自习近平时代以来第二次实行特赦。

1954年宪法规定了大赦和特赦。1959年8月,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1961年12月25日,中共第三次特赦,61名国民党战犯获得赦免释放出狱(图源:VCG)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这个建议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关于为什么要实施特赦,毛泽东说:主要是又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自己站起来了,人民有神气了,问题是个人民问题”。

9月17日,朱德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并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当天,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宣布“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特赦令。首次特赦,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另有389名获减刑。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第一次特赦赦免对象除了战犯,还包括普通刑事罪犯。据统计,当时战犯在在押罪犯中的比例非常小(约占0.04%)。把普通刑事罪犯作为特赦对象,不仅大大增加了特赦对象的数量,也让中共首次特赦具有更广泛意义。

后来,中共分别于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相继实施专门针对战犯的六次特赦,共释放战犯556名,另有90名获减刑。

在七次特赦中,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前提条件。1975年第七次是无条件赦免,赦免全部在押战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第七次特赦之前制定的1975年宪法取消了大赦和特赦,但仍进行特赦。

1978年宪法与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都恢复了特赦,但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从未实施过特赦。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进行拨乱反正,启动改革开放,后来发生“六四”事件,国家未能“长治久安”,缺乏特赦的历史条件。

而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一直有法律界人士呼吁特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在1999年国庆50周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2011年刑法大修等时间节点上,都提出了特赦建议。

2007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批示:“我完全赞成对赦免制度的研究。赦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重大措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80条对特赦做了规定,但是自从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战争罪犯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没有再实行过特赦……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特赦制度的作用,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必会产生良好的巨大的影响。”

有人赞同,认为特赦“有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观点集中在特赦时机不成熟,轻启特赦会损害法律权威,造成人们对法律的怀疑,甚至给犯罪分子释放“错误信号”,引起社会动荡。

这也许是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迟迟未能启动特赦的原因所在。或许也可以说,中共决策层对特赦缺乏政治决断。

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进行特赦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曾表示,特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时期为了体现人道,或者为了反映一个时期的纪念意义,促进社会和谐做出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共在习近平时代为何重启特赦制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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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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