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排华潮的最初元凶:美国与蒋介石介入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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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网络上曾流传一个段子,叙述蒋介石于1970年闻知印尼排华时,如何“慷慨激昂”地安排孙立人、黎玉玺等将领筹划突袭,接着派遣军舰和海军陆战队闯入印尼雅加达的“中华民国驻印尼大使馆”与暴徒激战,最后成功撤离数百名华侨与使馆人员。事成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参战人员纷纷升官获勋,台湾大军勇武之名,一时远扬海外……。

尽管这故事的情节荒诞不经,比如印尼早在1950年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7年又因破坏中国大陆使馆与劫持外交官导致双方断交,1970年两岸在印尼俱无正式官方代表,故所谓的“中华民国驻印尼大使馆”根本是子虚乌有。还有孙立人早在1955年就遭蒋介石软禁,又何从参与军政?至于故事里台湾派出的丹阳、章江、剑门等军舰,不是早已退役,就是于1965年“八六海战”时遭解放军击沉,根本不可能在1970年出现。但该段子仍历久不衰,并引起大陆“国粉”的喝采。渠等丝毫不知,历史的真相十分残酷,蒋介石不仅没有在印尼排华时施予过任何援手,反而还与美国一道加入印尼内战,促使印尼政府在平叛后以此为借口,掀起一波波的疯狂排华风潮,令众多无辜华侨受害冤死。

印尼的排华情结早在荷兰殖民时代就已种下,肇因于荷兰人的分化。当印尼独立后,内部纷杂的族群和语言、贫富差距、地域摩擦,以及冷战塑造的美苏对立阵势,都使印尼不时采取忽而亲美、忽而亲苏的摇摆策略,并将矛头转移至华人与共产党身上以巩固权威。例如1950年印尼虽同意与北京建交,但在同年7月竟拒绝16名拟建使馆的中方人员入境,迫使他们在海上勾留了半个月后不得不黯然返国。接着在8月印尼又未按照外交惯例迎接中国大使王任叔到任,且迟至1953年10月才派出首任驻华大使。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尼又追随美国对华实施禁运,同时对内清剿左翼与共产势力,逮捕亲共的华文报刊《生活报》主笔王纪元、社长黄周规、《生活周报》主编郑楚耘等人,显示对华态度的两面性。

印尼总统苏加诺因倾向共产党而引发美国与台湾不满(图源:AFP)

这种两面性也凸显在印尼的两岸政策上,印尼虽同台湾政府断交,关闭“中华民国”的各处领事馆,但仍允许国民党党部运营。印尼总理哈达(Mohammad Hatta,1902-1980年)甚至在1950年对国会秘密报告外交走向时,主张让台湾脱离中国独立。加上1949年时,国民党在印尼的党员犹高达41,584人,冠居海外之首,又掌握《自由报》、《天声日报》、《中华商报》等媒体,不时攻讦亲共华人,甚至想唆使印尼政府压制渠等。如国民党泗水党支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商报》主笔辛卓基就曾沿街纪录悬挂五星旗的门户,意图鼓动印尼政府迫其降下;黄周规在庆祝印尼独立成功时,于报社升上印尼国旗与五星旗,也遭国民党员联合印尼军警施压,但被黄与其他华人拒绝。华侨内部的这种分裂,不仅造成未能团结抵御印尼迫害的窘境,还让印尼政府有借口称其影响内政、以此渗透与打压华侨,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对印尼的这种两面手法,中国大陆采取容忍态度,台湾与美国则是不满其反共不够彻底、又拒绝加入《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而印尼也颇不悦美国不愿一块儿向荷兰施压交出西伊里安(Irian,新几内亚岛西部),以及美国替荷兰催讨印尼所积欠债务,故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走得更近。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说道:“保持一个统一的印尼是十分危险的,它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共产党中国是个例子”。因此,美国与台湾都处心积虑推翻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年),或扶持其他外岛反共势力,以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

1954年9月,印尼政府挫败美国支持的政变阴谋,其中竟有国民党员章勋义、领事朱昌东等人共谋举事,印尼遂将之下狱。台湾立法院一面集会讨会如何营救,一面向印尼国会抗议。最后章勋义、朱昌东等人遭印尼驱逐出境,台湾则以“反共斗士”之名欢迎他们并呼吁“民主世界谴责印尼政府”,丝毫不提自身偕同美国如何干涉印尼内政,同时和美国加紧颠覆苏加诺政府的脚步。1954年,美国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政府提出可使用包含武力在内的秘密或公开手段、防止印尼若入共党控制的方针。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制定NSC5518号文件,决议对印尼实施“隐蔽行动”(即暗中以军事或情报手法干预他国),台湾也被印尼三宝垄(Semarang)报刊《自由之声》曝光试图行贿推翻苏加诺的丑事,这都给印尼的反美与反华民意累积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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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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