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遗命 一窥佛教如何影响唐代妇女交代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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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3 06:23:18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这一刻,人们多会留下只字片语给最亲密的家人,或是将这ㄧ生尚未完成的愿望,交代子女或是亲友去完成。这些遗愿、遗言,在唐代称为“遗命"或是“遗令",无论是遗言还是遗书,都是在临终时才宣布,集唐代礼制大成的《开元礼》就有规定,遗言需在临终时记录下来。为何等到快过世时才赶紧交代后事呢?因为唐人如同今天部分老一辈人的观念那般,相当避讳在生前谈死亡。另外在佛教的影响下,唐代妇女在死后丧葬处理上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

唐代孀妇和其他朝代相比,不仅在财产方面有较多自主空间,因为夫家阻力不大,更有底气在临终时说出不愿与丈夫合葬的遗言。图为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图源:辽宁省博物馆)
佛教对于唐代丧葬文化的影响

佛教虽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但当时中国社会仍以道教为主流信仰,直到南北朝佛教才开始逐渐深入民间。李唐皇室虽然信奉道教,不过中国南北佛教经典的翻译差异,让僧人既赴印度取经又在中土广建寺院,唐代可以说是佛教相当盛行的时期,也一点一滴地改变了唐人的生活习惯。唐人遗言内容重点都是死后丧葬事宜、埋葬方式和家中琐事处置,也可以看到许多死者因为佛教信仰都有茹素的习惯,遗言中不忘交代反对杀生、不要血食祭祀,要求子孙改用素食祭祀,避免添加死者杀业。

用素食祭祀死者,还算是容易完成的遗命,更多的是要求采用违反唐代社会礼俗的特殊葬法,这类遗命往往是源自死者的佛教信仰,如要求死后火葬、壁龛葬、林葬、不要夫妻合葬等,与唐人传统土葬、入土为安的观念大不相同。像是高宗显庆六年(661年),ㄧ位高龄87岁过世的妇人董氏,临终的遗言为:“不须棺葬,致诸岩穴,亘望原野。"董氏的墓志记下了其子反应:“死谏未从。徒沥血以陈诚,愬苍旻而莫及。虽奉遵顾命,而心府失图。"即便不舍,董氏的儿子仍依照遗愿,将她葬在长安城南的马头山。另一个例子是武周大足元年(701年),唐睿宗德妃、贤妃姐妹的母亲长孙氏,因为佛教信仰而不愿与丈夫合葬,遗命要求“龙门山寺侧为空以安神诞",不合社会习俗却是死者生前最后的请求,让儿子十分为难,“从命则情所未忍,违教则心用荒然。"最后儿子还是为母亲的遗愿询问相关人士,终于完成母亲心愿。

不愿与丈夫合葬的唐代孀妇

董氏与长孙氏的特殊葬法,称为“石室瘗(音易,掩埋)",是佛教露尸葬的一种,为中国僧人对于印度佛教露尸葬的一种调和方式,其作法主要在山上开凿石窟或是石室,再将尸体放入。这种葬法在唐代两京地区-长安、洛阳并不罕见,也都设有墓地,前文提到的长安城南的马头山与洛阳龙门山都是瘗窟的主要葬地。

不过根据学者研究,虽然瘗窟葬多为出家人使用,但也有部分未出家的佛教徒在死后也采用这种方式埋葬。不过细看会发现死后实施露尸葬的佛教信徒,以妇女居多,且都是孀妇。这与佛教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佛教是个禁欲的宗教,信徒在修行时须保持身、语、意的清净。另外佛教徒在家所受持的“五戒"中,“不邪淫"这一项原指不和配偶以外的人以有不正当的性关系,不过观察唐代孀妇们的墓志可以见到,有些妇女因为丈夫先亡,长久过着“身清净"的寡居生活,因此不愿与丈夫合葬。

瘗窟葬对僧人而言,并不会产生任何社会文化观念冲突问题,不过在尚未出家的居士来说,则与社会通行作法产生极大的冲突,也会让负责执行的亲属陷入两难的困境。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因为母子的宗教信仰不同,母亲死后所交代的遗命与儿子所信守的观念南辕北辙,儿子在执行上还要承担社会主流观点的压力。董氏与长孙氏的儿子起初都万般不愿意,但又不能违抗母亲遗命,只好征询相关人士的建议才得以解决,并特地写在墓志上告知,将母亲瘗窟葬并非不孝,而是出自母亲生前遗命的缘故。

因为以死者为大,遗命的效力才具有某部分的强制力,也让亲属有了抵抗社会压力的正当性。但是遗言并非万能,若是太过违背社会习俗则会被视为“乱命",不被允许执行。如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死于洛阳的苏氏,由于丈夫先亡、唯一的儿子也早早离世,因此由侄子操办丧事,遗命交代不与丈夫合葬又以信奉佛教为由,要求“必烬吾身",但侄子最后仅“甥侄之情,何心忍视,不从乱命,无葬礼轻",只遵照遗命的前半段,将苏氏安葬于其子墓旁。

唐代寡居的孀妇在佛教的影响下,在丧葬上有了不同的选择空间外,还因为夫家阻力不大而有底气坚持不愿与亡夫合葬,如此一来,也造成家属的两难。一是,若按照惊世骇俗的丧葬方式,固然完成长辈的遗愿,但与社会风气相违背、遭舆论挞伐;若不遵死者的遗命,则会背上不孝的骂名。所以就在尊重死者遗愿,与符合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尽可能在两者之间达成平衡,兼顾情和理,也造就了唐代特别不同的墓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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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林君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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