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宜兰市纪念日本殖民官员 竟称“促进中日艺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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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蔡英文政府浩浩荡荡地推动“转型正义”,声称将对过去的台湾历史重新评价,没想到只单单检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1945─1992年),《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丝毫未清算殖民台湾50年的日本。顷日,宜兰县宜兰市公所,还将于2019年6月8日至19日期间,以“西乡菊次郎逝世九十周年纪念”的名义举办“西乡菊次郎之孙西乡隆文西乡等兄弟展览”,展等两人共约百件萨摩烧陶艺作品。宜兰县文化局还宣传西乡菊次郎在日据时代整治宜兰河的功绩,并称西乡兄弟赴台联展是“借此回顾其祖父过往事迹,并期许促进中日艺术交流”。

台湾宜兰市以纪念日本殖民官员西乡菊次郎逝世90周年为名义,举办其子孙的陶艺展览(图源:宜兰大新闻网站)

吊诡的是,西乡菊次郎乃日本明治维新后鼓吹征韩论的萨摩藩军人西乡隆盛庶子,西乡隆盛曾因征韩不成,愤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协助其弟西乡从道率领大军入侵台湾屏东,引发牡丹社事件,是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嚆矢。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清朝夺取台湾后,西乡菊次郎便于1895年至1902年赴台任官,担当台北县基隆宜兰支厅长与宜兰厅长,负责镇压抗日分子与少数民族。其离职返日后,宜兰仕绅商贩刻立西乡厅宪德政碑,讴歌西乡菊次郎公之德风偃草,阴雨膏苗者欤。这样的日本军人家族,染满侵略与殖民的鲜血,却受到日本与台湾部分人士称颂,且萨摩烧本身就是日本太阁丰臣秀吉于“万历朝鲜之役”(1592年至1598年)侵略朝鲜时、自朝鲜掳来的陶瓷工匠手中得来的技术。如此黑暗的历史巧合,台湾人可有知悉?

早前,宜兰市公所于2019年3月以西乡菊次郎出生地日本鹿儿岛县龙乡町,命名原救国团大楼为“龙乡楼”,并迁移社会课、财政课等市政单位入内办公,已引起“扭曲历史”的非议。然而,宜兰市长江聪渊却辩称考虑与日本有观光、文化间的“深度交流”,加上要基于“国际外交与展示城市包容力”,故决定命名为龙乡楼。但如今宜兰市公所变本加厉,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扩大纪念殖民者、举办其子嗣的陶艺展,势必又会引起海内外有识者的责难。

若看看宜兰市公所列举的西乡菊次郎“政绩”,其实稍微了解历史的话,都不难看出其本质都是日本殖民的压榨,根本不是真心替台湾人民着想,因此称誉西乡菊次郎的“德政碑”,恐怕也是在当时日本官方的授意下,由享受日本利益的买办之流所建。首先,以宜兰市公所和“西乡厅宪德政碑”赞誉的“西乡堤防”为例,该工程被认为有解决宜兰河水患和增加农产之益,但其实西乡菊次郎修堤的首要考虑是保护宜兰政治中心“宜兰街”(今宜兰市)免受水灾之苦,因此宜兰境内最大的河川“浊水溪”(今兰阳溪)与其他水系依旧泛滥不断,丝毫未根除水患问题,直到1911年后台湾总督府才因暴雨洪灾问题,不得不着手整顿。

再说,台湾总督府治水的动机,是为了拓殖兰阳平原为供给日本用的粮仓、种植经济作物累积资本、以及将浮覆地(因河流水位高低﹐砂石侵蚀或堆积而一时出现﹐一时又会消失的土地)打造为日本移民村,以消弭日本本土人口过剩的问题和同化台人。在日本殖民时,台湾的稻米、甘蔗、樟脑产量都有相当大的增长,但都优先供给日本或售往欧美。尤其是作为主食的稻米,日本人刻意推广自己习惯的蓬莱米,而非汉人惯食的在来米,且自1906年以后台湾稻米起码有15%皆输往日本,1924年后跃升至30%以上,1933年至1939年间俱超过40%,部分年份更是超过一半。这种殖民压榨的最直接恶果,就是台湾人本身没有足够的稻米食用,只能拌着红薯充饥。

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日本总督田健治郎还在1922年要求台湾各地每年轮流献纳谷物,供作天皇新尝祭之用,还训示称这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总务长官贺来佐贺太郎还不忘提醒此举是用在朝廷最重要的仪式,其次则包含有农事奖励的意涵,因此希望耕地及耕地人的选择要充分地注意。这无非是要求台湾人不但要积极生产供养日本人,而且还得心悦诚服地为此感到荣幸,企图在精神与经济上彻底瓦解台人的意志。

而且为了种植献谷田,台湾总督府会刻意准备比实际栽植面积还广阔的土地,并征用壮丁团、保甲团、青年团或当地居民耕作与修建供官员视察的道路,被视为农业重点生产区域的宜兰自然也难幸免。1929年轮到宜兰献谷时,光是为了布置献谷田地镇祭会场,日本殖民者动员宜兰农林学校的全校教职师生280人。至于献纳后的米呢?扣除进奉给天皇的部分之外,余下的交给参与仪式的“奉耕人”以及当地神社,根本不是留给当地付出劳力的台湾人。

此外,“西乡厅宪德政碑”上记载西乡菊次郎平定“匪正跳梁,民不安堵”的混乱局势,成功“服诸顽梗之众”。但殊不知,碑中所谓的“匪”和“顽梗之众”,其实大都是抗日分子、或因日本侵略搅乱社会而生的匪徒。就在西乡菊次郎治理期间,宜兰于1896年1月因抗日义军的活跃,遭日本派出混成第七旅与第二师团强力扫荡,根据估计至少有2,400人以上遭屠杀,城市也遭烧毁。但日军的暴虐依旧无法阻挡台民的怒火,林大北、林李成、简大狮等俱是当时名震一时的抗日领袖,林大北还曾趁1895年12月日军南下追击抗日义军时,收复防务单薄的宜兰罗东、礁溪、头围等地,并一度围攻宜兰城。简大狮亦不停在台北、宜兰等地出击,造成日军极大损失。惜乎这些抗日运动最后都被日本镇压,简大狮更在内渡厦门后,又遭屈服于日本压力的清朝逮捕,最后押解至台湾处死。倘如要将这群抵抗外力的民族英雄,视为不服教化的“顽梗之众”,不就等同站到日本殖民者的立场去、抨击为保卫家乡抛洒热血的先人,这该是有多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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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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