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掣签:清廷与西藏的双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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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以密宗传承为其主要特色,近代又以四大教派中的格鲁派(黄教)执牛耳,即使“活佛转世”起自于噶举派(白教),但由于格鲁派四大活佛(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图克图)与中国近现代史的边疆史领域息息相关,迄今流亡出中国已有60年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也屡屡提及自己的“转世”问题,使得“金瓶掣签”成为当代中国治藏政策中的焦点之一。

美国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助理教授欧麦高(多维记者:許陳品/摄)

当地时间5月28日下午,美国乔治城大学卡塔尔分校助理教授欧麦高(Dr. Max Gordon Oidtmann)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表题为《金瓶铸就:大清帝国与活佛转世》(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的演讲,从“金瓶掣签”制度的根源谈起,说明该制度其实是格鲁派与清朝皇帝都相当认可的选择“转世活佛”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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掣签的由来:明朝礼部“抽签分发任官”

欧麦高称,“金瓶掣签”制度起先并非来自西藏或藏传佛教,而是源自明朝六部之一的礼部。明代士人经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后,须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入馆),三年后经过考试(散馆),依据成绩外放到各地任官。但由于全中国各地条件不一,为争取到“好缺”、“肥缺”上任官,依据官场裙带关系与腐败现象非常严重。欧麦高解释,礼部后来改采掣签(抽签)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解决了上述乱象,所以礼部又被讥为是“掣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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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有的传统:神谕政治

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二月,乾隆帝命两广总督福康安率军反击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今属尼泊尔),同时以工部侍郎和琳(乾隆宠臣和珅之弟)督办前藏(今拉萨市、山南市、林芝市西部)以东台站乌拉等事,后任驻藏办事大臣。和琳观察到,拉薩当时存在四名“吹忠”,善于“占卜惑众”。“吹忠”或译为“吹仲”,是专门从事降乩作法、占卜未来的喇嘛,被视为灵媒的一种,亦在寻访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神谕政治”下的“吹忠”们软弱无能、贻误战机,所以藏军才会败给廓尔喀。

不仅如此,乾隆皇帝也相信已故喇嘛的转世灵童“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代表藏传佛教已遭世俗权力、特别是“吹忠”们的把持而腐化。尽管乾隆帝本身也相信“活佛转世”的传统,但他对“吹忠”们更不信任。在廓藏战争后,乾隆下令打压西藏的“吹忠”,让“神谕政治”能受到清政府中央的节制,乾隆帝也意识到,控制神谕就能控制西藏,并开始推行现在看来是抽奖性质的“金瓶掣签”。

藏传佛教“金瓶掣签”制度中使用的金瓶(又称为金奔巴或金本巴)(图源:中国西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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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掣签的歷史意义

欧麦高认为,“金瓶掣签”不单单只是选立“转世活佛”这个行为,更象征着清廷把明代礼部派任官员的方式与西藏“神谕政治”信仰相结合下的产物,同时否定了西藏的政教合一传统,使选立的“转世活佛”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况且,将金瓶抽出的签视作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年)意志的展现,而非来自清朝皇帝,更是增加选任“转世活佛”的神秘性、权威性与神圣性,使其更为可信。

对清廷而言,使用“金瓶掣签”不仅使朝廷更能掌握“转世灵童”的人选,更可以减少西藏内部各派势力在活佛圆寂后的权力斗争,毕竟新任“活佛”越快出现,对乱局的稳定就越有帮助,其目的在避免西藏内部的冲突、内战甚至分裂,并非是要对西藏进行“控制”。对格鲁派来说,有了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不仅代表朝廷重视格鲁派的转世传统,有利于巩固在西藏的势力,也使“转世制度”更为集中化─金瓶掣签的步骤成为关键;再者,藏区幅员辽阔,安多、康、前藏、后藏各有各的地方势力存在,格鲁派的达赖喇嘛即使作为藏传佛教地位最崇高的“转世活佛”,却也鞭长莫及,一旦实施“金瓶掣签”,位处前藏的拉萨,甘丹颇章政府的领导地位更能被凸显、独尊。简言之,“金瓶掣签”对清廷和拉萨政府来说,可以称之为“双赢”。

欧麦高强调,虽然格鲁派四大活佛甚少是透过“金瓶掣签”被选立,但从1793年至1825年间,大约一半重要“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使用了“金瓶掣签”,对52个不同的重要喇嘛世系一共使用了79次,更特别的是,其中的40多例竟是由西藏当地主动要求清廷进行金瓶掣签选任“转世灵童”。欧麦高特别澄清,从藏传佛教的历史发展来看,“金瓶掣签”只占了其中一小段,上述数字可能不如汉人历史学家所宣称的那么频繁,却比现代藏人与海外藏学家所认为的次数还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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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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