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遗风在台湾:胡适太多鲁迅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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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2 06:35:07

今(2019)年适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相当巨大,带来的思想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在五四运动一百年后的台湾,对于五四的讨论与关注却相当冷漠。《多维新闻》采访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来谈五四精神在台湾的传承与演变。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前所长黄克武(图源:黄克武提供)

五四运动并非只是单纯反抗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在民主、科学与爱国的号召下,五四对于现代中国的塑造,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国共竞争的背景下,“五四"成为两党意识形态下被争夺的象征符号,过去国民党想将五四“三民主义化",共产党将五四披上“新民主主义"外衣,而自由主义者对五四的理解则是彻底的自由主义化,可看到各家都只各取所需,不易看出五四运动全貌。黄克武谈到在五四运动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五四是一个象征符号,更是一个竞争的资源。因此每一年都在纪念,与党派意识有巨大的关系。"

被争夺的政治符号与话语

借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透过翻译将马克思主义(Marxism)带到中国,也促成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此可见中共建党与五四有相当深的渊源,而中共也将其历史与五四绑在一块,因此共产党很早就将五四的话语权掌握在手中,不断强调五四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反传统的思想,以及1949年中共政权的建立。

而国民党始终对五四采取暧昧的态度。黄克武认为,“五四运动发生之初,北大校园内有很多教授是国民党员(如蔡元培),国民党在北大的势力不小,许多教授也相当支持学生运动。国民党与早期五四的领导者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像是傅斯年等人。"由于后来日益白热化的国共斗争,虽然国民党不满中共解释的五四,却对于争取五四的话语权并没有太大兴趣。从过去曾短暂地将青年节订在5月4日,但来年就立刻将青年节改为3月29日,可见国民党对于五四的犹疑。

现代中国之形成,与五四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图源:VCG)
一个“五四” 各自表述

黄克武强调:“1949年后,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五四精神,开始有些变化,五四精神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蒋介石个人因素影响。蒋介石将丢失大陆的因素归咎于五四学生运动,共产党就是因五四而诞生。而这个观点又与在香港的新儒家学派所持的看法相同。"新儒家也将1949年后中国政权鼎革等问题,全归于五四运动反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共自创党以来就举着反传统大旗,而反传统的源头就是五四,因此新儒家既反五四也反中共。黄克武指出,由于蒋介石在反共上面与新儒家持同样的立场,因此五四在台湾反而变成有争议的问题,蒋在台湾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让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派与新儒家在台湾社会形成两股力量,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讨论,也可以看到背后政治力的操作。像是1958年刚返台的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在就职典礼后的院士会议上就与蒋介石因五四而发生严重冲突。

黄克武还提到不少鲜为人知的五四对台湾影响。台湾的五四精神并非只有当时跟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日据时期其实台湾不少知识分子都有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可惜被日本殖民当局压制。在台湾,五四精神主要由台湾大学所继承,由胡适、殷海光、张灏、林毓生和余英时等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继承五四的批判传统的态度,也回过头批判五四精神。像是《自由中国》、《文星杂志》等,都属于五四精神传承的范围之内,甚至1970年代台湾党外人士的口号里,都能看到五四的影子。

五四的本质为民族主义,从当年的爱国主义情绪就可以看到浓烈的民族主义。而这几年中国大陆对于五四的态度也不像以往那么直接、肯定。为了维稳,大陆近几年也不再鼓励五四的学生运动。黄克武特别提到,大陆官方并没有积极筹备五四百年纪念活动,直到今(2019)年初才开始有相关活动,且大多由民主党派主办,而不是共产党;反而是台湾中研院早在三年前就开始筹划。大陆除了将五四与马克思主义传入紧密连结,对五四时期的其他思想,尤其是民主,讨论并不是那么热衷。加上大陆经过文革,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不再像过往一样强调五四反传统的精神,而是回过头拥护中华传统,藉此培养民族自信心。

1980年代台湾的五四讨论,一改先前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的辩论,转为纯学术性讨论,一般人并不是那么关心五四,也很难扩张其社会影响力。黄克武分析,五四所提出的要求─民主,在台湾已经实现,科学更不用说;而爱国,在台湾政治操弄下已经是个政治议题。五四时期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与现代人的距离有些遥远,而过去蒋介石推动的大中国意识思想,已经离台湾远去。近年,台湾主体意识兴起,五四自然也无法引起台湾人的热情与关注。

台湾可贵的民主经验

黄克武认为,台湾的民主不仅仅只是西方式的民主,还有很多本土成分的民主。两岸在面积、人口等各种客观条件上差异悬殊,大陆要实行西方民主也不见得那么恰当,而台湾至少是在华人世界中,以制度上保障言论、思想自由做得最好的地区,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有很多改善的空间,算得上是西式民主在中国土壤,但还是非常宝贵的资产。而且民主制度最珍贵的一点,就是给人选择的自由。台湾对于争议性的议题态度还是很开放,例如每天晚间台湾各家媒体的政论节目,也都各有自己的立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核心价值,就是尊重多元意见,并能在辩论中找到共识。这也就是胡适曾说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包括容忍不同的声音、拒绝政客的族群动员,都是在实践民主,但这也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还没好好搞懂的地方。

黄克武自陈自己成长于两蒋时期,从小学习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以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拥有强烈的“大中国意识",故同时受到胡适、李敖的西化派,以及钱穆、牟宗三的传统派双重影响。对和自己同一世代的人来说,五四不是处在独霸的位置,而是在与新儒家的辩论过程中产生,而且辩论不仅是在报章杂志,也不只是徐复观与李敖辩论,也在他们那代的青年心中辩论:西化与传统的优劣为何?这样的辩论反而是影响程度最大的,五四精神也透过胡适、殷海光、李敖传到自己身上,与此同时也受到钱穆的影响,可见传统与西化不见得是截然矛盾对立的两面

遗落的拼图:左视角与人道主义

由于鲁迅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太深,著作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被查禁,只能私下偷看,黄克武表示,台湾的情况就是“太多胡适、太少鲁迅",过去教科书也是只有胡适没有鲁迅。事实上,胡适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很不同的两面:胡适是乐观的、自由主义、阳光的;鲁迅是深沉的、人道主义的、讲人性黑暗面的,两者皆传承了五四。二次大战后,台湾人受国民党反共教育影响,基本上不太认识鲁迅,也多不喜欢五四,但若因讨厌五四而不去读五四时期的著作,是非常可惜的。台湾可以追求政治上的自主性,但文化方面应该可以更开拓一些。

已故作家陈映真认为,台湾长期处在“双战体系"中,一般台湾人对马克思主义不理解,且存在“反共恐惧症",黄克武也基本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自称在美国求学期间,才首次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左翼思想,这也代表台湾人在对五四的理解上一直缺少左翼视角、人道主义关怀,是个很大的损失。五四是个多元思想并立的时代,文化的多元、所关怀的议题,以及“五四"本身有很多冲突与争执,不是一元的存在,包括鲁迅、胡适、陈独秀、《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们之间的论争,比起接受单一的信仰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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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林君穎 許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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