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事件到九七回归:港人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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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7 02:52:32

1980年代,中英几经较量后,两国终于就香港前途达成一致,然而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令港人对中共管治大失信心,引发香港最大一次规模的移民潮。但是8年后,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增加。

六四事件时,港人积极救助内地的民运人士(图源:中央社)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 Baron MacLehose of Beoch)首度访问中国内地,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以为香港投资者考虑为由向中国政府要求延长新界租期。

邓小平对麦理浩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主权是属于中国的,没有讨论的余地。而且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中共的态度震动了英国朝野,各党派竞相提出各种主张。在英国政府内部甚至还提出强硬的意见,即在九龙与新界之间建造一座香港的“柏林墙”,以保证新界被中国政府收回后,英国还能保证其在九龙与香港岛上的利益。只是香港想要凭借剩下的香港地界运作,继续保留殖民政府是非常不现实的。1981年,英国通过《英国国籍法》,把逾250万名原本有资格领取英国护照的香港华人身份降为“英国属土公民”,并剥夺他们的英国居留权,这显示英国政府对继续管治香港失去信心。

尽管这个法令极大的伤害了港人感情,但香港《争鸣日报》关于香港前途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5%的受访者抗拒中国收回香港,30%希望维持英国统治,40%更希望香港独立,当中大部分是年轻市民,但他们认为实际上不大可能发生。到了1982年时,维持现状的比例上升到85%,只有4%的人希望香港归还中国。

面对香港社会大部分市民对社会主义全无信心和信任的情况,中共不能不想办法安抚人心,甚至做出某些让步,容许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存在一个“属于另一个制度的香港”。

1982年9月底,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挟马岛战争胜利之威与邓小平进行谈判,但邓小平否定了撒切尔的所有提案。双方再次陷入僵局,不过还是发表外交公报,同意循外交途径商讨。

谈判只是在英国与中国之间进行,1982年6月,时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及一部分亲英人士曾经提出谈判应由香港民意代表参与,遭到中方的严厉驳斥。邓小平称香港回归谈判中不存在“三角凳”,中方指出,香港人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利益理应由中国代表。被排斥在谈判外的香港人感到愤怒以及对前途感到忧虑。

正是被中共排斥在外的港人帮助了中共,面对中英间的分歧,当时香港社运、民主派领军人物司徒华坚定支持“民主回归”,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也对香港市民报以极大善意与弹性,收获了民主派对回归的坚定支持与宣传,改变了香港社会对“维持现状”和“回归”的认识结构,也影响了中英的谈判力量。在1983年一次民调中,支持“维持现状”者已经从一年前的超过80%下降到40%,而支持回归者则从4%暴涨到24%。

主流民意动摇的结果以及中共绝不让步的态度使得英国将谈判重点转向回归后维持香港稳定。1984年12月19日,在中国承诺推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50年不变”的前提下,《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生效,英国承诺将整个香港、而非仅仅新界在1997年7月1日交还中国。

《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后,中共立即着手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把“一国两制”概念规定下来。1985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59名委员包括23名香港委员和36名大陆委员,香港代表以保守亲共的商人及工商专业人员为主,只有司徒华及李柱铭两位民主派。

12月,为收集香港各界对基本法的意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共委任180名成员,全部为香港人。1988年4月及1989年2月,中共在香港举行两次长期公众咨询,听取市民对《基本法》草案的意见。

《香港简史》一书指出,大部分香港人都明白到,中国政府试图籍《基本法》向香港人显示,中共真心诚意想要实行一国两制。《基本法》订明香港享有“高度自治”,香港的外交和防务由北京负责,但香港可以独立参加国际组织。但中国政府也以此显示,香港回归后的前途由北京主宰,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并有权废除任何抵触《基本法》的香港法律。

所以1988年民意调查显示,逾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恢复统治香港会损害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而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令港人对中共管治大失信心,引发香港最大一次规模的移民潮。

此事也使英国调整了香港问题的政策。在1989年之前,英国一直寻求的是体面的退出香港,但六四事件及之后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西方国家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会瓦解。1994年4月18日,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公布的《1997年前后的英中关系》报告书中说:“如果我们认为北京政权自然会维持到97年的话,那是不明智的。”

基于这种判断,英国让有“中国通”之称的香港总督卫奕信(David Clive Wilson)退休,代之以作风强硬的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英国政府还单方面中止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而且在香港及国际舆论要求加快香港民主化时,由彭定康推翻中英双方于1990年制定的基本法衔接原则,抛出1995年立法机关半数议席直选的政改方案。

此方案引起中国强烈反对,中方认为此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两国外长交换的意见。1992年11月,中国副总理朱镕基在访问英国时指出,英方单方面公布施政纲领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缺乏合作诚意,后果应由英方负责。他表示中国政府对未同中国商量而在香港采用的宪制不予承认,要求英国收回该方案。

1993年下半,中英就香港在回归前后政制安排的谈判破裂,中国单方面宣布放弃“直通车”方案,即原来英中双方协议,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全数过渡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中方同时“另起炉灶”,成立预备工作委员会,负责委任成员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香港简史》一书指出,57名成员全都来自中国政治机器或以反对彭定康方案著称的香港人,如范徐丽泰、李嘉诚、梁振英、曾钰成、霍英东等人。

吊诡的是,香港大学民意调查显示,港人由于中英争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一度跌至谷底,在中英分道扬镳后反而对一国两制信心徐徐增加,从1994年最低时的35.7%到1997年7月时暴涨至61.2%,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亦逐步增强,1997年2月时有82.7%的受访者“有信心”,达到峰值。

在香港各界全面稳定的情况下,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被选举为第一任香港特首,10天后,香港临时立法会选举产生。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临时立法会顺利过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近153年的英治时期结束,香港回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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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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