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关键转折点:赵紫阳与李鹏对决四二六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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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5 23:30:52

学生绝食的主要诉求是否定四二六社论。《绝食书》说:“我们最纯洁的爱国热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情,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众多知识分子也公开呼吁,应尽早对学潮的性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宣布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 

30年前的今天,1989年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这是“六四”事件走向戒严平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四二六社论将以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为主要内容的学潮定性为动乱:“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篇社论俨然是一篇言辞激烈的批判文章,有不少语句是邓小平原话。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夺权”、“抢占”、“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等帽子扣到学生和民众头上。社论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四二六社论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与赵紫阳此前确定的学潮性质截然相反。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条意见:一、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劝阻学生游行,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赵紫阳说,李鹏等中共常委都接受这些意见,邓小平也同意。

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访问朝鲜。就在当天晚上,主政北京的李锡铭、陈希同找到老领导万里,要求中央听取他们的汇报。据赵紫阳说,对学潮看法和他一致的万里上了他们的当,把他们的要求转告赵出访期间代理主持常委工作的李鹏。


改变中国历史的四二六社论(图源:人民日报截图)

4月24日晚上,李鹏主持召开常委会,李锡铭、陈希同不顾学潮已趋缓和,极力夸大学潮,“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赵紫阳说,他们还宣扬个别学生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把学潮说成针对邓小平。

根据李鹏《六四日记》的记载,4月25日,李鹏、杨尚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常委会情况。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发表讲话确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邓小平同时要求“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

当天下午,李鹏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传达邓小平谈话记录和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在朝鲜,赵紫阳收到邓小平谈话记录和常委会纪要后,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但赵紫阳后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社论的严重性。

另外,按照邓小平讲话内容起草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即四二六社论),当天晚上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发表。这篇社论由分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负责,中宣部副部长兼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起草。

时任中顾委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分析,确实有少数外国势力、反共势力介入学运,甚至有的在后面对学运起了一定的操纵作用,但是学生运动是爱国的。把整个运动定性为‘动乱’,是把问题看严重了,对广大学生和市民来讲,是打击了一大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极不策略的。”

社论发表后,激起学生强烈反弹。机关、团体、群众、民主党派普遍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近十万人上街大游行。由于社论措辞严厉,学生担心游行可能会受到镇压,有人游行前还给家里或亲友写下遗言、诀别信。学生游行时,受到北京广大市民、干部群众的响应与支持。有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敷衍一下就放行。

5月3日,赵紫阳在中南海家中与许家屯长谈。赵紫阳表示:“《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社论草稿发给了我,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同意了的。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个人承担。”

“六四”事件,以北京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开始,以解放军戒严平息结束(图源:AP)

赵紫阳总结,4月27日大游行的结果说明:一、原来以为四二六社论一发,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无限上纲的老办法不灵了;二、由于广泛传达邓小平讲话,学生都知道四二六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上街游行,说明靠最高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三、北京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也不灵了,办法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

学生经过4月27日大游行后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赵紫阳说,四二六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后来的学潮和绝食,学生的主要诉求就是否定四二六社论。《绝食书》说:“我们最纯洁的爱国热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情,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众多知识分子也公开呼吁,应当尽早对这次学潮的性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宣布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

赵紫阳一直设法直接撤回四二六社论,他曾请邓小平的亲密战友杨尚昆出面说服邓小平。绝食第四天后,赵紫阳还在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提出,“必须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出改变,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状态。”但遭李鹏、姚依林等人反对。最关键的是,邓小平也不支持撤回四二六社论,“对于邓小平来说,这相当于耻辱性的挫败。”

赵紫阳被撤职之后,对于自己在朝鲜支持邓小平的言论,以及缺席那次催生四二六社论的关键会议,感到十分懊悔。

至于中共官方对四二六社论的态度,可以从《平暴“备忘录”——兼答“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等疑问》的一句话中看出端倪:“如果在学生绝食时政府以对话的方式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否定‘4·26’社论,承认他们的非法组织,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仍然会以其他借口继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也仍然会在非法组织合法化后,进而建立反对党,进行长期斗争。”

这篇代表中共官方立场的万言长文,在“六四”平息后的1989年7月26日,即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三个月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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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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