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催生香港本土意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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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5 07:39:55

尽管在两次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然而香港的地理位置注定要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1911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了一场变革,与内地的紧密关系也促生了香港的劳工运动。对自身权益的争取以及自殖民者到来就存在的压迫让香港掀起罢工浪潮,最终汇聚成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使香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航运、商贸雪崩式下滑。

20世纪50年代,香港九龙全貌(图源:VCG)

香港殖民政府试图利用教育遏制激进民族主义在香港发展。但稳定才是香港最宝贵的财富,《香港简史》一书指出,香港的稳定与中国的动荡形成强烈的对比,令本地富裕港人对香港产生愈来愈强的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经过日本统治反而加强,但港人在殖民当局统治下仍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只不过富裕华人的经济权利不断扩大,而底层民众更是毫无权益可言。

1950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只有31.5亿港元,人均收入1,400港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不到250美元,其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还比不上广州、上海,更难于欧美的大都市相提并论。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香港是一个穷酸破败的贫民城市。

然而中共建政以及韩战的爆发让香港成为“身不由己的冷战战士”,中国遭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亦受冲击。不过这对香港可说因祸得福,禁运迫使香港从转口贸易向制造业转型。

此时正值二战后制造业全球分工的第一波,香港得以分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出来的部份低附加价值、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华商巨贾的资本、廉价的劳工让香港以加工和低价制成品出口而脱贫。

经济的发展未能抚平社会的紧张,工作生活环境的恶劣、政治上权利的缺失、政府的贪污腐败在1967年化作一场暴动。港英政府平息此次动乱后,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开始逐步改变管治策略,注重地方社区建设,改善民生、提高人民权利、推动政治改革,让香港得到长足的发展。

然而,香港岭南大学李彭广教授从英国解密的档案中却发现,隐藏于殖民政府锐意进取型社会改革与进步背后的,其实是英国一种精明的战略部署,目的是“为英国政府创造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后,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无意接收香港主权,也不干预国民党政府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对新生政权的承认。

但是到了1970年代,英国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对新界土地契约安排,开始考虑香港前途问题。

虽然英国及港人认为,中国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又才刚开始推行“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如何充分利用香港应该是重要的战略考虑,不会贸然收回香港,但英国人已经开始为即将开始的谈判布局。

麦理浩时代的改革在香港人的心目中被赞誉为香港经济起飞与文化开蒙的黄金岁月,英国政府计划用最短的时间尽量提升香港各方面的发展和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以此突出香港社会和制度的优势,从而影响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学者严飞在书评《管治困局与殖民主义原罪》中指出,这种安排,既能成功凝聚香港各阶层的力量,也同时可以为英国创造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战略目标,布局可说是十分高明。

李彭广在《管治香港》一书中指出,麦理浩的改革计划,其实早在其履新之前一年,就已经在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的要求下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并草拟出一份治港大纲(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以作为港督和英国政府对治港政策的基本共识。在麦理浩看来,必须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就开始启动推动社会改良的过程,设计出能够增强本地市民对殖民地政府信心的内政,“如果中国的香港政策维持不变,成功操作上述政策将会为英国取得数年的发展时间和改善英国的谈判位置”。

严飞认为,麦理浩来港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化解六七暴动所呈现的社会危机,而是基于英国外交政治的考虑,目的十分明确地按照中长期战略部署进行社会规划,在最短时间内建设香港,将香港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区的模范城市,从而凝聚本地港人对殖民政府的认受度,为未来香港主权之易手创造出对英国有利的谈判资本。

这个政策从一定意义上看无疑是成功的。香港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成功转型与腾飞,让香港迅速发展成为一座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会,香港人过往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讨生活的难民心态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本土社会的归属感渐次增强,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身份的认同。

但英国人低估了中共统一香港的强硬态度。1979年3月,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内地,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以为香港投资者考虑为由向中国政府要求延长新界租期。邓小平对麦理浩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主权是属于中国的,没有讨论的余地。而且中国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中共的态度震动了英国朝野,各党派竞相提出各种主张。在英国政府内部甚至还提出强硬的意见,即在九龙与新界之间建造一座香港的“柏林墙”,以保证新界被中国政府收回后,英国还能保证其在九龙与香港岛上的利益。只是香港想要凭借剩下的香港地界运作,继续保留殖民政府是非常不现实的。

1982年9月底,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挟马岛战争胜利之威在谈判中宣布英国对香港享有军事、法律方面的权利外,英国绝不会以任何形式在“主权”方面向中国做出任何让步。但她遇到了同样强硬的邓小平,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

最终,中英双方都作出一定的让步,达成一致共识。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同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意味着英国将终结对香港的统治,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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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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