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人权大旗 与台独合流的藏独是如何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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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以来,达赖喇嘛等流亡藏人势力为了搏取国际同情,屡屡高举人权大旗,攻讦中共如何毁坏藏人文化与传统社会制度今(2019310日,在台湾的流亡藏人团体还举行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大游行,高喊西藏要自由,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等人也率领本党立委参与。罗文嘉声称,西藏与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片面撕毁,因此和平协议不会换来和平,只有靠我们更坚定的站在一起,才会有拥有的和平,不只支持台湾民主,也要支持西藏的自由,剑指国民党主张的两岸和平协议,拒绝与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和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

此外,许多台湾媒体,包括赖清德宣布投入2020年台湾总统的民进党党内初选时,也动辄以西藏或新疆议题为借口,渲染大陆对藏与维吾尔打压,借此激起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敌意,也加深了对大陆内部少数民族现代化实况的误解,更显现藏独与台独的合流:毕竟双方的动机都是抵制中共,只要能塑造出中共是恣行暴政的压迫者、西藏与台湾是弱小受欺压的国家这种意象,便达到其政治动机。

流亡藏人团体在台湾组织游行(图源:西藏台湾人权连线Facebook)

在藏独所编织的论述里,古代西藏向来是个人民福乐、社会祥和的独立天堂,直到解放军入藏后,才打破了这份安宁。然而考究历史,便可知道实情全然不是如此。打从吐蕃时期,西藏便初步建立起强大的贵族社会,而佛教的流布也创造出一大批领有土地与奴隶的特权僧侣。元朝统治西藏时,忽必烈尊奉八思巴为国师,敕封其为大宝法王,藏传佛教由此在蒙古帝国声威的庇佑下愈趋繁盛,连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班禅博克多的尊号,最初也都是由蒙古俺答汗与固始汗敕封才出现,其后再受清朝皇帝的沿用与优遇,这不仅显现藏传佛教与政治的相结有多么深刻,更加剧喇嘛阶级的扩大与世俗化。

达赖班禅喇嘛在中原王朝君王的礼遇之下,深化对西藏一般臣民的剥削,享有财富、享有受教权利的,唯有少数顶层人士。连身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兄长的嘉乐顿珠,也在回忆录《噶伦堡的制面师》里坦承,自家原本十分贫困,但当弟弟被选中为转世灵童之后,立刻获赠奴仆、田地、牲畜等大笔财富,摇身一变为富有的统治阶级,从侧面证实西藏农奴制造成的普遍贫困。嘉乐顿珠还提及西藏贵族间使用挖眼刑罚惩罚政敌,也证明中共指责的酷刑并非空穴来风。根据估算,在1959年推行民主改革以前,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贵族与僧侣等三大领主占有几乎全藏的土地与牲畜,身为最高统治者的达赖喇嘛就拥有超过6千名农奴。于西藏实施数百年的《十六法典》、《十三法典》,也严格规定农奴需依附贵族、阶级不平等、政教合一,这些都使西藏人民遭受的凌虐被合理化,也令达赖宣称奴隶与主人关系良好的粉饰之词,显得苍白无力。

要注意的是,当中共政权1951年进入西藏之初,便刻意笼络达赖喇嘛等旧贵族,保留西藏噶厦与贵族特权,尽可能安抚当地群众,严命军队不得污辱破坏寺院,希冀展现善意和争取到边疆人民的支持。即使在全国推行充公寺院田产、取消宗教税捐时,对西藏也着意优待,不贸然实施类似改革。因此迟至1956年,中共才打算在西藏以外的逐步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因做法过激与触动旧阶级的利益,逼使昌都藏民率先抵抗北京见此也立刻暂缓改革计划。1957年,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在汇报西藏动乱的原因时,认为在短时间内招募过多汉藏干部以推动改革,使406个政府机关内竟拥有多达45,600名工作人员,冗员过多让当地财政与市场难以负荷,还引发抢购风潮与通货膨胀。还有,1956年西藏预算是7,437万银,结果实际支出高达1.0619亿银。到了1957年时预算更猛增为1.28亿,这种盲目扩张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更使对北京中央政府本就怀有疑惧的达赖喇嘛等人更加离心。

面对西藏局势的动荡,中共内部进行多次讨论。邓小平于1957年表示,对西藏“现在要改,一定要打仗。打也不是打不过,而是犯不着”,“改革是不要打仗,留下这120万人口为农奴也不能妨害我社会主义建设”;刘少奇亦认为“不改不说,要改就要条件成熟”,充分展现中共宁可暂时保留西藏的落后社会体制、也不愿动武径行改革的意志。最后中共决定暂时停下改革西藏的脚步,于1957年5月下达《中共中央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收缩方针的指示》:“我们主张的民主改革,不管采取多么和平的方式,都不能不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把农奴制的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如果没有上层领袖人物的真实的同意,没有基本群众的必要的支持,而去进行民主改革,就会变成是我们强加于人”。这里面提及的上层领袖人物,自然是达赖喇嘛等人。根据这份指示的精神,大批党政干部与解放军撤出西藏,这在当时推动大规模土地改革与反右运动的风潮中,不能不说是对西藏的保护与尊重,也透露中共仍想拉拢达赖喇嘛作为改革助力的意思,并不打算直接剥夺其地位和权益。

结果达赖喇嘛最后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于1959年出逃至印度,其后向海外鼓吹藏独或改头换面成“中间道路”、否定中共领导与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葬送中共与之合作的可能性。这也让中共放弃原本的稳健政策,断然对西藏实施如同内地各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如土地改革、剥夺富农财产、批斗地主等政策,结果引发不小的混乱与死伤。在文化大革命中,西藏亦受到不小的波及,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名义下破坏了不少佛寺佛像,这是中共无可推诿的人为浩劫。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若无中共推动改革,西藏“农奴制”就不会遭到废止,原本处于底层一穷二白的赤贫西藏人民也不会就此改善生活条件,以及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光是甫完成民主改革的1960年,西藏粮食产量就比1959年增加12.6%,明显体现平民分得土地后所解放出的生产力有多积极。

然而,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的80年代,西藏拉萨却又出现了几次骚乱。归根究柢,除了达赖喇嘛等境外势力的煽诱外,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民族政策也有一定责任,其一口气撤出大量汉族干部、否定过去汉族干部治藏功绩、过分优待宗教势力等措施,过度乐观地想让藏人提高“民族自主”,反使藏独势力有机会渗透分化。最后中共改变路线,重新调拨大批干部援藏,并增加中央补贴的数额,援建许多项目。如今,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获得飞跃性的改善,光是2018年,就有25个县(区)、2,100个村、18万人达到脱贫标准,义务教育巩固率93.9%,高中毛入学率82.3%,城镇职工与居民参加社保率达95%,农牧区医疗参保率也达到100%。2019年1月,西藏自治区十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还决议,要在年内实现15万贫困人口全数脱贫的目标。这些巨大的转变,都是境外分裂势力绝口不提的。

对藏独、台独以及许多欧美国家来说,“人权”代表的似乎是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政治权利,但穿暖吃饱的“生存权”,才应是“人权”的根本。倘若连基本温饱都无法实现,又如何侈谈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再说,藏独势力长期在境外活动,并未实质帮助过西藏人民的现代化,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称:“达赖喇嘛‘叛逃’后,没有给西藏民众办过一件好事”,正点出这事实。反观台湾,自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起迄今,基本上仅将藏独视为抗衡中共的帮衬,偶尔以“邀访达赖喇嘛赴台”作为“民主自由”的象征,至于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实际处境、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实绩,完全不为渠等所在乎。因此,“人权”只不过是藏独与台独的联合战线遮羞布,其下所隐藏的本质,不过只是反共的大旗,根本无助于维持西藏的和平稳定与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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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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