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达尔人:遭误解过度的日耳曼“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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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45世纪的日耳曼民族迁徙大浪潮中,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Visigoths)、法兰克人(Franks)、勃艮地人(Burgundians)与汪达尔人(Vandals)等族群,相继散布到整个罗马帝国境内,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并与罗马帝国和战不定,最后导致了西罗马的溃亡。其中背负蛮族之名最深切的,莫过于汪达尔人,其在西方语汇里还留下文明破坏者的黑暗形象。但根据出土的文物以及传世文献,汪达尔人其实不比其他日耳曼人凶残,北非在其治下也没有明显衰微,因此欧美学界如今也舍弃成见,不再过度贬低汪达尔人。

汪达尔人其实是一支松散的日耳曼部落联盟泛称,主要分为哈斯汀人(Hasdings)与席林人(Silings)两大族群,各有各的首领,其中前者是文献里最早提及的汪达尔人,另外还汇聚了苏汇比人(Sueves),以及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人(Sarmatians)的支裔阿兰人(Alans)。公元406年,汪达尔人趁罗马军队撤防回意大利时,浩浩荡荡地首度跨越莱茵河,迁居至高卢(Gaul,约为今法国)北部。接着又于409年当地人民发起巴高达(Bagaudae)叛乱时,汪达尔人又逐步往东迁徙至伊比利半岛。

位处北非的汪达尔王国(蓝色部分)曾称雄于西地中海(图源:维基百科)

只是汪达尔人还来不及展开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效忠罗马的西哥特人也蹑足而至,并和汪达尔人起了严重冲突。西哥特王瓦利亚(Vallia,又写作Wallia385-418年)先416年攻击席林人,又418年杀死阿兰王阿达克(AddacAttaces)迫使残存的汪达尔人与阿兰人悉数团结在哈斯汀首领君德里克(Gunderic379-428年)麾下,君德里克随后采用汪达尔人与阿兰人之王Rex Vandalorum et Alanorum)这名衔,直到534年遭东罗马大军攻灭前,这都是汪达尔君主的王号,也是在此时汪达尔人才逐渐形成一个较稳固的政治组织。尤其当与骑马善战的阿兰人结盟后,原本以农牧维生、步兵为主的汪达尔人顿时战力大增,为日后进军北非扎下胜利的基础。

尽管422年,汪达尔人挡下罗马将领卡斯提努斯(Castinus)的追击,但面对西哥特人与罗马的双重进逼,仍被迫困处在伊比利半岛南方。428年,盖赛里克(GaisericGeiseric400-477年)继位为汪达尔王,如何解决族人的生存危机成为他最迫切的问题。就在这时,治理北非的罗马将军玻利法努斯(BonifaciusBoniface)怀有贰心,打算举兵反叛中央,东罗马史家普罗柯比(Procopius500-554年)声称其企图邀请汪达尔人为己效力。但无论玻利法努斯是否真有此意,盖赛里克敏锐地探知对岸的北非局势不稳,这将是自身族人的大好机会,遂429年率领5万至8万名族人,无论老幼、战士、奴隶全数带上,一鼓作气横渡海峡,血战数年后成功驱逐玻利法努斯,夺下罗马富裕的非洲领地作为汪达尔人的新家园。

面临汪达尔人的盘踞,罗马一时无法收复失土,435年时只好承认盖赛里克统有毛里塔尼亚和努米底亚(Mauretania and Numidia,在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北部)行省,象征汪达尔王国的正式建立。但盖赛里克的野心不仅于此,拥有20万人口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迦太基(Carthage)才是其最终目标。439年,迦太基在汪达尔大军围攻下陷落,王国自希波(Hippo,位处今阿尔及利亚北端)迁都至此,西罗马皇帝瓦伦廷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419-455年)不得不低头,并与如日中天的盖赛里克达成协议,以承认汪达尔人对北非各省的统治权为代价,换取盖赛里克的臣服与归还毛里塔尼亚。

然而,当瓦伦廷尼安三世于455年遇刺驾崩后,罗马城陷入一片混乱,盖赛里克不仅趁机再度夺下毛里塔尼亚,并回应瓦伦廷尼亚遗孀优多克西娅(Licinia Eudoxia,422-493年)的求援,进军罗马解救她遭篡位者逼婚的危机,但也放纵汪达尔军队大肆掳掠了两周,回程时更带走优克多西娅和她的女儿优多西娅(Eudocia,439-?)公主,并将优多西娅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希尔德里克(Hilderic,460-533年),这使汪达尔王国从此具有罗马皇室的血统,其强盛同时也引起全罗马的恐惧。因此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Flavius Valerius Leo Augustus,401-474年)和芝诺(Flavius Zeno Augustus,425-491年)先后于468年和474年派遣庞大舰队,企图收拾汪达尔王国这心腹大患,但皆铩羽而归。直到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482-565年)登基展开重建罗马版图的宏业后,汪达尔王国才在534年遭东罗马大军灭亡,此后存活的汪达尔人多遭征为东罗马兵员,最后慢慢遭岁月给同化消失。

19世纪画家对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城的想象图(图源:维基百科)

由于汪达尔人的劫掠太让罗马人痛苦,因此着意痛诉渠等的残暴,后世史家也因此认定其蒙昧野蛮的形象,并批评汪达尔王国造成罗马文明在北非的衰退,以及地中海贸易的崩溃。但是同样劫掠过罗马的哥特人,就未承担同等骂名。且依据考古发现,作为西罗马粮仓的北非,在汪达尔人占领后仍继续出口谷物、蓖麻油、陶器,伊比利半岛、高卢南部、意大利皆是其出口地,尤其在陆路与海路,还与东罗马治下的埃及保持贸易关系,自亚历山Alexandria)至底比斯(Thebes)皆有汪达尔商品的踪迹,甚至东罗马军队还使用汪达尔王国出口的双耳瓶。此外,还有欧美学者认为,汪达尔人或许曾将这些货物作为税款进奉给罗马,毕竟在455年以前,汪达尔人名义上仍臣服于罗马。

至于北非的罗马城镇衰退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北非的荒废远比欧洲部分轻微,且柏柏尔人(Berbers)的扩张压力是令罗马人撤退的原因之一,与汪达尔人无关,汪达尔人与后续的东罗马都饱受柏柏尔人叛乱之苦。另外,北非的罗马人在西罗马帝国末期,仍维持炫目的文化和奢糜的生活,汪达尔人也很快醉心其中。且即使在汪达尔人统治时,古典教育也持续兴盛,并出现德拉康古斯(Dracontius455-505年)、卢克索瑞斯(Luxorius)、科里帕斯(Corippus)等出色的诗人,保有拉丁古风的著名文学总集《拉丁选集》(Anthologia Latina)亦是在当时编纂完成。这些事例,都有力地破除汪达尔人残暴无知的刻板印象。

导致汪达尔人比其余日耳曼人更受抹黑的因素,很大部分是来自普罗柯比与东罗马的北非主教维克托(Victor Vitensis或Victor of Vita)两人的著作。普罗柯比的《战史》(De Bellis)与维克托的《非洲迫害史》(Historia Persecutionis Africanae Provinciae),以各自的立场,夸大批评汪达尔人的野蛮,以及控诉信奉异端阿利乌教派(Arianism)的汪达尔人如何迫害主张“三位一体”信仰的正统基督徒,普罗柯比甚至曾将反叛东罗马的北非罗马人称呼为汪达尔人,显露对当地的鄙夷。但事实上汪达尔人与当地罗马人的歧异并不那么严重,甚至还有部分文化融合的现象,可是普罗柯比与维克托的记述,依旧长期垄断史家对汪达尔人的认知。

相较之下,法兰克人至少透过图尔主教格列高里(Gregory of Tours,538-594年)编撰的《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留下自己的声音;卡西多鲁斯(Cassiodorus,485-585年)对哥特人的记录,也借由归顺东罗马的东哥特人约达尼斯(Jordanes)删改撰成的《哥特史》(Getica),将哥特人美化不少。而汪达尔人不仅缺乏以自身观点撰就的史书,连语言也没在文献上留下太多痕迹,这致使渠等长年遭受比其他日耳曼人更多的责难,同时也折射失落历史话语权的严重性。直到当代欧美史家重新检视史料与考古发现后,汪达尔人承担的负面刻画才逐渐褪去,其治绩得到较客观的评价,不再仅是野蛮与残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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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塗柏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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